朝鮮有救了。
柳成龍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經開始動了。
對于壬辰戰争，一直有個普遍的誤解，認為大明是應朝鮮再三要求，方才緩緩發出援軍，遲鈍而漠然。
這是一種錯誤的刻闆印象，真實的情況是：大明對于朝鮮半島的警惕心，從蘇八、許儀後的報告之後，始終不曾消退過。
面對朝鮮半島一日數變的緊張局勢，大明的反應很隐晦，但卻出乎意料地積極。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萬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讓遼東撫鎮發精兵二枝應援朝鮮，還帶了兩萬兩銀子充作軍費，另外還撥了二十萬兩銀子給遼東軍區。
（《神宗實錄》二十年六月庚寅）
這條命令寫的冠冕堂皇，說出兵的目的是為了犒勞朝軍，撫慰朝鮮國王，但仔細一琢磨，就會發現這裡頗有蹊跷之處。
蹊跷之處，有二點：
在谕令頒布的六月二日，朝鮮求援的使臣還沒到北京。
大明在沒有得到正式請求的情況下，居然主動派遣遼東軍團前往鴨綠江附近，于外交規矩不合。
這是第一個蹊跷之處。
而且在這時候，林世祿、崔世臣兩名調查官員尚未抵達平壤，朝鮮與日本合謀的嫌疑還未得到廓清。
在這種立場未明的情況之下，這條谕令裡卻已經使用“應援朝鮮”、“赴彼國犒軍”、賜國王……慰勞”之類的字眼，早早擺出一副親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鮮當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順藩國——難道萬曆皇帝未蔔先知，早知道朝鮮人是冤枉的？這是第二個蹊跷之處。
為了解答這兩個蹊跷之處，讓我們來看看在這條命令發布的前後，大明都幹了些什麼。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樞紐天津，當地駐軍截留了漕糧七八萬石以充軍資，還把一大批運輸船拉過來改造成戰艦。
改造的艦隻數量不算太多，四百隻。
在宣大軍區，官府動員了足足一萬六千名精兵，專待倭警。
朝廷為此撥了十幾萬兩銀子，還派遣了一位官員督理相關糧饷，以防萬一“有事”的時候手忙腳亂。
朝廷還大老遠地從福建調來一個人進神機營，這個人叫陳璘，是個倭戰專家。
種種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沒搞清楚朝鮮的來龍去脈之前，就已經下了決心要動用武力。
萬曆一朝在抵禦倭寇時，有一條明确的原則：“禦敵人于國門之外。
”要打就在外頭打，絕不讓戰火燒到國境内。
從天津到山東再到浙江、福建、廣東，所有的沿海軍隊都是按照這一訓令行動，盡力把敵人攔截在外洋予以殲滅。
牢記這條原則，再結合那條谕令發出的蹊跷時間，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鮮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其實根本不關心。
派遣那兩枝部隊援朝，完全是為了大明自己的戰略安全考慮。
如果朝鮮是清白的，那麼這兩支精兵将成為先鋒軍團，入朝支援，掩護朝鮮王室撤退；如果朝鮮果然和日本人合謀，那麼這兩支精兵，将會變成兩柄匕首，直插向朝鮮半島，把戰火攔截在鴨綠江的另外一側——總之，要決戰于境外，把危機解決在朝鮮的領土上。
這兩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邊境的預備隊，不是為了朝鮮人，而是為了大明自己。
這一點，連朝鮮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
在戰争爆發後兩年後，朝鮮國王李昖和柳成龍酸溜溜地說：賊若欲犯中原，則必由我國；中原欲征讨此賊，亦必由我國……中原若不守我國，則遼東必先動搖，則天下之勢危矣。
（《宣祖實錄》二十七年七月丙申）
有意思的是，這一條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結果，并未得到大臣們的普遍支持，甚至沒有拿出來公開讨論過。
那會兒首輔王家屏剛剛告老還鄉，内閣隻剩下一個老糊塗趙志臯代首輔之職。
這條谕令，恐怕是萬曆皇帝乾綱獨斷，一個人把這事兒拍了闆，再交給兵部尚書石星去辦。
萬曆皇帝在曆史上的風評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個老師，叫做張居正。
張居正雖然已經倒台，但他的學生卻繼承了他兩個優點：一個是眼光，一個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夠先于群臣看到朝鮮對于大明之價值。
有手段，便可以沖破重重阻撓，去進行布局。
這一位君主，像是個懶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絕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卻很少有失招的時候。
萬曆的這一條谕令，帶有相當深遠的曆史淵源和戰略思考。
中國屬于農耕文明，加之自然環境相對封閉，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斂。
曆代中原王朝衣食無憂，缺乏向外擴張的源動力。
所以當它們決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領土時，首要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通商或是獲取資源，而是為了滿足一個簡單目的：讓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曆代中原王朝的戰略原則是：凡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土地，要盡量抓到手裡；于國防安全無關痛癢的土地，即便你主動給我，我也不一定要。
這是一種心理上的長城情結，我們可以稱之為“長城”戰略。
中國這幾千年來的疆域盈縮背後，一直都是在被這一指導思想所支配。
當初漢朝不惜靡費钜億鑿空西域，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