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河西走廊，最強烈的動機，乃是為了從側翼鉗制匈奴，削弱對中原北部的威脅，維護絲綢之路不過是摟草打兔子。
終北宋一世，對燕雲十六州的歸屬問題始終耿耿于懷，成為趙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結；可同樣是這批人，卻對安南的喪失顯得漠不關心。
理由也很簡單，燕雲關系到中原興衰，安南卻是可有可無。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灣島，雖然與大陸隻相隔一個海峽，可古代中國沒有來自海洋的威脅，也就沒有戰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灣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懶洋洋地收入版圖。
即便收下來了，還是有大臣屢次上書讓台灣軍民内遷，覺得這塊蠻荒之地無甚價值。
一直到西方的堅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籬，台灣對中國的戰略價值才真正凸顯出來。
明确了這個特點，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朝鮮半島的地理位置，便會恍然大悟。
這一條西接遼東、東入黃海的狹長半島，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陸橋。
當海洋文明強盛時，會循這條通道進入大陸——比如日本；當大陸文明強盛時，則會利用這條通道進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東亞最強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長城”戰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鮮去進攻海洋文明，也不擔心有海上的敵人通過朝鮮進入大陸——在工業革命之前，沒有一個海洋文明有足夠的資源和技術能力，能威脅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戰略框架中，朝鮮半島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沒多大意義；不管吧，又不太好。
它無論是從形狀還是戰略價值，都象是一塊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用。
早期半島與中原關系史中的政權更疊與領土紛争，與這種尴尬、混亂的戰略不無關系。
一邊“怎麼打都不服”，一邊是“怎麼打都打不過”，兩邊都沒想明白該拿對方怎麼辦，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經過了數百年的磨合、反複與拉鋸，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與朝鮮半島才算找準了兩者關系的定位。
大唐承認朝鮮半島的獨立治權，而新羅王國則稱臣事大——所謂的“事大字小”。
這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從此以後，中原王朝與朝鮮半島的關系便被體制化了。
朝鮮半島從此再不用擔心來自大國的軍事、政治壓力，保持着獨立發展；而中原帝國則為自己找了一個聽話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個不太重要的門戶，省了許多麻煩。
當日本即将入侵朝鮮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大明的文武百官還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鮮，認為是一場無關宏旨的藩屬之戰。
他們的觀點很簡單：日本是夷狄，朝鮮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摻和。
要跟這些人解釋出兵朝鮮的戰略意義是很費嘴皮子的，再說朝鮮還沒正式請援，貿然出兵會被扣一頂名不正言不順的大帽子，憑空給那些言官們提供炮彈。
但萬曆皇帝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以往雞肋一般的“朝鮮”大陸橋，随着日本在東方的崛起，戰略價值飙升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戰争如對弈，必須要占得先機，方能有取勝之機。
可是大明這時候還不能動。
此時在甯夏，大明還在進行着一場國内戰争。
簡單來說，甯夏之亂的起因是一個蒙古族的戍邊明将哱拜與當地守軍勾結，在萬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亂。
朝廷從四月份開始決定派兵平叛，戰事已持續兩個月，從遼東被調至甯夏的總兵李如松，正率領着遼東、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諸部，圍着哱拜打得正熱鬧。
因此，萬曆皇帝煞費苦心地發布了這麼一道谕令，事先布下一枚棋子，可謂是藏盡了機鋒。
谕令裡對遼東的出兵目的，用詞很含糊，隻說是“應援朝鮮”。
這個詞可解釋的範圍很寬泛：在鴨綠江接應朝鮮國王，算是應援；出兵平壤，也是應援；打到日本去，也是應援。
用了這麼一個微妙的詞，實際上就給予了遼東這兩支部隊相當大的活動權限，不緻被限制過死。
谕令接下來的部分更有意思。
這兩支部隊還身負着一個具體目标：“仍發銀二萬兩赴彼國犒軍，賜國王大紅纻絲二表裡慰勞之”。
這兩支部隊進入朝鮮，是為了押解銀子給朝鮮王室，給朝鮮國王帶去賞賜禮品。
這樣一來，反對者的嘴就被堵住了。
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禮啊，送禮你總不能攔着吧？送禮送到半路，碰到人來搶，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順吧？
一旦朝鮮局勢陷入危急之時，讓遼東部隊便可以援引這條谕令，第一時間出手幹涉。
我去給國王送禮，現在國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幫幫手不是？師出有名。
這正是萬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
就這樣，萬曆在與群臣鬥氣建儲之餘，忙裡偷閑地布了一招進可攻、退可守的閑棋。
後來的戰局發展證明，這一步閑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讓壬辰戰争在關鍵時刻發生了轉折。
所以當我們研究這段時間的史料，會發現關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時間，與大明正式決定支援朝鮮的時間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裡都語焉不詳，遮遮掩掩。
明軍都打到平壤了，卻還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達的任何明确命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