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總算又恢複自由了。
自從他在遼東被李如松拿下以後，一直惶惶不可終日，每天都在生與死的邊界上掙紮。
沈惟敬知道，自己之所以還活着，僅僅隻是因為尚有剩餘價值可資利用。
隻要自己被證明沒有價值，便會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棄，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出手保他。
所以平壤之戰的勝利，對他來說絕對是個壞消息，既然明軍可以在正面戰場擊敗日軍，那麼根本無須與日軍交涉；既然無須與日軍交涉，那麼沈惟敬便毫無用處；既然沈惟敬毫無用處，那麼……
好在這種事情并沒發生，碧蹄館之戰結束以後，明軍與日軍進入了對峙階段。
身陷囚籠的沈惟敬欣喜地發現，和談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正在慢慢降臨。
大明在對外戰争中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從不和談。
無論是被瓦剌捉了皇帝，還是被女真人打進北京，大明從來不會卑躬屈膝地乞求議和，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
但壬辰戰争有點不同。
這不是一場發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戰争，而是一次援助藩屬小國的軍事行動。
輸了，丢的是朝鮮人的國土；赢了，鞏固的也是朝鮮人的統治。
對于這種性質的戰争，大明沒必要太較真，如果能通過和平手段讓敵人退出朝鮮半島，當然比大動幹戈來得更劃算——大明戰士的鮮血，不應該無謂地為他國而流。
碧蹄館之戰之後，李如松的遼東軍和宋應昌的南軍龃龉頻生，矛盾不斷。
宋應昌與袁黃等人指責北軍搶功，濫殺無辜，甚至一本參到了朝廷。
李如松反過來指責宋應昌連朝鮮境内都不進入，卻反過來指派人過來索要首級，騙取功勞。
在平壤之戰中，不知哪個倒黴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腦袋，誤當成了景澈玄蘇。
為了搶這個大人物的腦袋，李如松和宋應昌沒少打官司，一直到确認玄蘇還活着，兩個人才悻悻罷手。
在平壤的駱尚志等人也不斷暗中跟宋應昌等人聯絡，時不時地對朝鮮人說說李提督的怪話，鼓噪說要麼退兵，要麼進攻，總留在平壤城不是個事兒。
而處于第一線的遼東集團軍，此刻戰馬大批量病死，吃飯是有了上頓沒下頓，大炮彈藥又不齊全，戰鬥力大幅度下降。
在這種内外交困的局勢之下，尤其是大勝後還被連連參本，遭遇到了來自國内的巨大壓力，這使得兵懸海外的李如松開始心灰意冷，不想打了。
在幕僚鄭文彬、趙如梅的勸說下，他開始稱病請代，讓朝廷換人來——老子不玩了。
宋應昌這個時候也很頭疼。
雖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鑼打鼓地送到北京，赢得了不少掌聲，可戰争實在太花銀子了。
為了支援朝鮮戰場，他已經快把中國北方的儲備折騰光了。
再持續下去，就不得不動員沿海備倭的物資。
朝廷裡的反戰派又開始擡頭，已經有言官上書議論，質問為了一個外國有沒有必要花這麼多銀子，填這麼多人命。
兵部尚書石星面對這種壓力，詢問宋應昌該如何處置。
宋應昌認為，倭寇必須要防，但不妨先和談一下，談下來自然最好；如果談不下來，也能拖一拖時間。
現在駐朝明軍的生活太苦了，補給根本運不上去，等到兵饷、糧草、援軍都運抵平壤，再打不遲。
此時明軍的五千水師，已經到了黃海道；劉綎、陳磷的第二批新銳明軍，也已經在路上。
這些部隊的換防與部署都需要時間。
宋應昌認為可以談，李如松又不想打，于是一貫不對付的南、北兩軍，第一次站到了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可一個巴掌拍不響，和談這種事，怎麼也得要兩廂情願才行。
大明是有尊嚴的，宋應昌、李如松再不想打，也絕不會率先開口提出和議，這種事就和談戀愛一樣，先開口的一方以後肯定低一頭，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來，我們再順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應。
日本人怎麼想的呢？他們從善如流，很快便主動請求議和。
因為駐朝日軍這會兒也快撐不下去了。
這時候日軍的主力軍團，都集中在漢城附近，一共六萬多人，士氣低迷不說，補給也很成問題，缺衣少食，境況比明軍強不了多少。
自從龍山倉被焚之後，日軍處境更是窘迫。
整個漢城到處是屍體，臭氣熏天，瘟疫橫行，日本人甚至都沒心思打掃一下。
這種低迷狀況，連帶着導緻整個日本軍隊都陷入悲觀的情緒裡。
當時日本一位東國大名最上義光正在肥前名護屋參陣，他目睹了許多撤回日本的傷殘士兵以及逃兵，心中無限苦澀地在書信裡寫道：“日人早就對漢城灰心喪氣，隻要能活着回家，喝上一口來自故鄉的水，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願。
”
連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觀，遑論其他下級武士與普通士兵。
在退守漢城之後，日軍的逃亡率高得驚人，嘩變時間屢有發生，駐朝日軍往對馬島跑，對馬島的往九州跑，九州的日軍往本州跑，形成了蔚為壯觀的逃亡洪流。
如果實在跑不了的，就幹脆向明軍與朝鮮軍投降。
幾乎每一位大名麾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