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遼東軍在朝鮮的軍紀劣迹斑斑；他在後期消極避戰的舉動，也廣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鮮戰場上的功績同樣不容抹煞。
在他入朝之前，李朝隻能龜縮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殘喘；在他入朝之後，三都八道相繼光複，日軍被壓縮到了釜山一地。
一名将軍，以數量少于敵人、補給劣于敵人的軍隊克複三都，轉戰三千裡，這無論如何都可以稱得上是名将了
無論是日本史書還是朝鮮史書，都把日軍的最後退縮歸功于李舜臣與朝鮮義軍，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評價。
李舜臣和朝鮮義軍從日軍入侵開始以後一直在奮戰，戰術上的幾次勝利卻未能削弱日軍在戰略上的優勢。
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隻是延緩了日軍的推進速度，并沒從根本上扭轉局勢。
真正的戰争拐點，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後。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沒有跟日軍打過幾仗，戰績上不那麼漂亮。
可正所謂“善戰者無赫赫戰功”，在他的指揮之下，明軍對日軍造成了極大的外線壓力，這種壓力讓日軍在戰略上逐漸陷入被動，迫使他們從進攻轉入防守，并最終不得不撤退——要知道，這可是四萬缺衣少食的明軍對十萬日軍的戰果。
《孫子兵法》裡說：“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
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意思是說，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麼足智多謀，也數不出什麼煊赫戰績，但他總能悄無聲息地引導自己的軍隊立于不敗之地，讓勝利看起來理所當然。
孫子說的，正是李如松這樣的人。
我們不妨作一個假設。
假設李如松最終沒有入朝，那麼朝鮮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實現反攻麼？
答案顯而易見：不可能。
李提督的價值，就在這裡。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沒走的。
宋應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劉綎的川軍和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協助防守慶尚、全羅兩道，總兵力一萬六千餘人。
饷銀大明出，糧草由朝鮮供——畢竟日軍還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鮮，沒撤幹淨，必須得派人盯着。
宋應昌始終認為，明、日之間終有一戰，和談封貢什麼的隻是權宜之計，當不得真。
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須着眼于未來要打一場大戰。
這在戰略上是一個英明的決定，可是在政治上卻很糟糕。
主戰派的人認為宋應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認為宋應昌存心挑釁，破壞和談——結果導緻他兩邊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堅大将，是曾經站在背後鼎立支持他的上級——兵部尚書石星。
在戰争爆發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堅定的主戰派，一力主張援助朝鮮，并促成了明軍出兵。
而現在戰争進展到了這個地步，他的立場卻悄然發生了轉變。
萬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職場上更進一步，混入内閣的話，必須得力求穩妥，不能出任何岔子。
現在朝鮮三都光複，國王歸位，大明援助朝鮮的戰略目的已經達成，足可以給萬曆皇帝與朝野一個交代。
隻要和議一成，一份“襄助藩國，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
在這個節骨眼上，實在沒必要再冒險開戰，應該見好就收。
可是朝廷對封貢這件事，一直存有争議，分成兩派，彼此争論不休。
一派是大學士張位等人，他們認為封貢是件好事，可以免動幹戈，作買賣總比打仗強。
可是更多的人對倭寇仍舊心存疑惑，兵科給事中張輔之就認為“許貢則中外解嚴，其禍遲而大；絕貢則戰守豫備，其禍速而小。
”地方大員更是極力反對，浙江巡按彭應參上表說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強盜，允許他們從甯波入貢，等于是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萬一趁機作亂，沿海都會受起荼毒。
他們對宋應昌與石星群起而攻之，認為兩個人為了貪功犧牲國家利益，還翻出舊帳，說在平壤和漢城沈惟敬跟倭寇許諾封貢，肯定是出于宋、石兩個人的授意，三個家夥都該撤職查辦。
這個指控相當嚴重，宋應昌不得不上書自辯，解釋在平壤和漢城假意許貢，隻是為了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廷公器開玩笑。
石星雖然心裡有講和的想法，可看到群情洶洶，不敢明說，也趕緊為宋應昌辯護，堅稱“封貢”是假，欺敵是真。
不過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裡玩了個心眼，沒把話說死。
奏折裡一面替宋應昌辯護，一面隐隐約約地暗示，日本人确實有乞封的意向，萬一他們真帶着降表過來，咱們可得好好檢查一下他們是否有誠意，再說封貢的事。
曾經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餐廳服務員，他每次接待顧客，都比别人賺得多。
顧客點菜的時候，别人問：您要不要吃雞蛋“，而他問的卻是：“您是要一個雞蛋還是兩個雞蛋？”石星用的，也是這種技巧。
他不說該不該給日本封貢，而是說如果日本人來乞降，咱們該怎麼處理，無形中替萬曆與朝廷預設了一個議和的立場。
萬曆皇帝聽了石星的建議，覺得不錯，便開口說給秀吉封一個日本國王沒問題，就是個空頭名分。
至于入貢，還是免了吧，讓他們老老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