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呆在日本島上就行了。
根據萬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個底線：日本從朝鮮全部撤軍；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請罪；大明封秀吉為日本國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調，群臣也暫時消停了。
石星心中大喜，趕緊告訴宋應昌，你手裡不是還扣着一個日本使臣麼？趕緊弄過來吧。
石星說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來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兩個人在漢城随明軍後撤，滿心以為能跟宋經略、李提督一同赴遼。
可是九月十二号宋應昌和李如松渡江回遼，他們兩個卻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兩個多月。
對于截留使臣這件事，宋應昌的解釋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幾個月，到時候留守的明軍部隊都安置好了，朝鮮軍隊也都整訓完畢，屆時無論進攻還是防守，都沒後顧之憂了。
至于這個日本人使者要殺要剮還是要送去北京，聽朝廷一句話。
”
現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應昌卻沒答應。
宋應昌心裡正來氣呢，我剛上書說封貢是假的，現在石大人您又讓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議和，這不是讓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嗎？
在之前那一輪彈劾裡，宋應昌被彈的最凄慘，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鍋。
現在石星又來這麼一出兒，讓宋應昌十分不爽。
石星對宋應昌的消極也很不高興，三番五次催促，宋應昌卻始終不予正面回應。
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稱是為和平而來，可身上什麼文書都沒有。
陛下要求必須有關白的降表，議和才能繼續。
宋應昌搬出皇帝來當擋箭牌，石星無可奈何，隻得指示他盡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來。
宋應昌、石星之間書信往返，一轉眼就到了十一月份。
在這期間，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針氈。
内藤如安遲遲不能趕赴北京，這讓他有很不好的預感。
拖的時間越長，他的謊話被識破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說明一點。
在沈惟敬膽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現得非常恭順，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臉。
無論是萬曆皇帝、石星還是宋應昌，在這個階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經提出過七條極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們知道這個，恐怕早就掀桌子開打，斷斷不會再有任何和談。
另外一個謊言制造者小西行長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閣大人已經從秀賴公子的狂喜中逐漸清醒過來，開始詢問北京啥時候把割讓朝鮮的文書簽下來。
小西行長實在等不及了，給沈惟敬寫了一封信，言辭嚴厲，質問他到底怎麼回事。
沈惟敬接到信後一陣苦笑，這事已經有點脫離控制了，他也沒好辦法。
事情就僵在那兒了。
沈惟敬和小西行長萬萬沒想到的是，最後幫他們解了圍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
自從明、日停戰以後，大規模戰鬥停息了，可小打小鬧卻始終不斷。
在慶州、熊川等地，日軍與明、朝聯軍經常發生戰鬥。
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與朝軍在永善又爆發了一次沖突，朝軍将領趙希仁戰死。
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離前線太遠了，臨時派出了一個叫譚宗仁的指揮，前往熊川質詢。
加藤清正二話不說，把譚宗仁軟禁在了營中。
消息傳回到明軍這邊，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識到這是個機會，主動請纓前去交涉。
明軍軍中沒人願意去跟倭寇來往，既然他主動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
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後，沒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長。
兩人一見面，沈惟敬趕緊把大明提出的條件告訴行長，行長一聽急了，說這跟太閣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談得攏啊。
這事若是揭穿，無論小西行長還是沈惟敬，都沒好果子吃。
兩個人愁容滿面，都在問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還能怎麼辦？繼續瞞吧！
萬曆皇帝不是要關白降表嗎？沒問題，我們給你僞造一個！
十二月二十一日，兩個膽大包天的家夥，居然真的僞造了一份降表。
在這一份僞造的降表裡，“豐臣秀吉”極其恭順地表示，先前的戰争完全是一場誤會，實在是因為日本太過迫切要向大明進貢。
現在誤會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錯誤，希望大明皇帝能夠原諒，并賜予“日本國王”的稱号。
小西行長怕這謊撒的太大無法收場，還特意修改了“秀七條”的内容。
秀吉說要割讓四道，他大筆一揮，改成割慶尚一道；秀吉說要公主，他大筆一揮，說女人不要了，賞賜兩萬兩銀子就行；秀吉說了四、五條要求，他大筆一揮，改成隻要堪合貿易恢複就好。
若是讓秀吉知道，這每一處改動，都足以讓小西行長剖腹一萬次。
很多人看到這一段曆史，對小西行長和沈惟敬的舉動都大惑不解，這麼明顯的謊言，難道他們以為日本和大明是白癡嗎？
其實，如果把整個議和活動串起來就會發現，兩人開始時候隻想撒一個微不足道的謊言，接着為了遮掩這個謊言，不得不去撒一個更大的，逐漸升級，逐漸失去控制，等到他們意識到整件事情已經上升到一個荒謬地步的時候，已經無法回頭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謊言有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