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和内藤如安興緻勃勃帶着《關白降表》回來的時候，已經是萬曆二十二年春天了。
他覺得這次出使非常完美，滿懷希望地去找宋應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卻是一個晴天霹靂。
宋應昌離職了。
無論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這個時候都已經對宋應昌失去了耐心。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書，先稱贊了一番宋應昌在過去兩年裡的貢獻，然後說他既然已經回國，但倭寇的事不能沒有人管，推薦了一個叫顧養謙的人來接替。
對于宋應昌，石星自認仁至義盡。
他并沒有剝奪宋的職務，而是讓他以勝戰之身回京卸職交任。
更何況，此時主戰派對宋應昌不滿已久，如果他還留在這個位子上，早晚要出問題，還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種愛護。
宋應昌沒辦法，隻得返回大明。
在臨走之前，他還反複叮囑朝鮮人和駐朝明軍，千萬不可撤軍，否則局面會不可收拾。
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職務，還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稱許。
可他在京城屁股還沒坐熱，鋪天蓋地的攻擊就湧了過來。
廣東道禦史唐一鵬、河南道禦史黃一龍、遼東巡撫韓取善、兵科給事中吳文梓、直隸巡按李堯民等人開始對宋應昌展開了持續不斷地參劾，參劾的内容五花八門：從“經略失當”到“畏縮避戰”，從“貪冒軍功”到“任用不當”，甚至還有人說他夥同袁黃與劉黃裳等人，從戰馬買賣中牟取暴利，總之什麼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條罪過，是吳文梓提出來的。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軍一萬人兵分三路，進攻慶州的安康。
駐守慶州的南軍當時有數千人，主将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聽說日軍來襲後，立刻與朝鮮守将高彥伯出戰，與日軍正面相磕，打了一個平手。
吳文梓以此為論據，力陳日軍狼子野心，和議是假，主張和談的宋應昌是漢奸。
宋應昌有苦也說不出，石星罵他破壞和談，言官們又罵他隻想着和談，這大明朝做點事怎麼就這麼難呐！
一時間，宋應昌的處境風雨飄搖，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
不幸中的大幸是，這些言官彈劾宋應昌的時候，捎帶着彈劾了一個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麼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實的東北王，他本人是東北李氏家族的家主，遼東精騎的最高領導人，他的升遷貶谪對帝國政局影響極大。
不要說李如松這次從朝鮮返回，是打了勝仗的，就是他敗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麼樣。
李如松回遼東以後，他家中有一個叫諸龍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麼目的，突然跳出來向朝廷控訴李如松暗中與倭寇勾結。
朝廷毫不客氣地判了諸龍光一個誣陷罪，“枷刑日中”，幾乎暴斃而死。
朝廷對李氏的态度，可見一斑。
李如松和宋應昌在朝鮮戰場上一直不和，可現在卻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
朝廷既然不敢動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動宋應昌。
經過一番真真假假的調查，最終證明，大部分對宋應昌的指控都屬子虛烏有。
可惜這時候宋應昌已經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這裡的渾水，終于提了辭呈，回原籍養老去了。
至此，明軍援朝的一文一武兩名大員，全都退出了朝鮮戰場，終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應昌自從接手經略一職之後，兢兢業業，驅動大明這尊遲鈍的戰争機器，與袁黃、劉黃裳等幕僚制訂了詳盡周密的作戰計劃，調派各地軍隊，統籌後勤，協調與鞭策朝鮮官員等等。
這些大多是瑣碎事情，毫不顯山露水，很少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沒有了宋應昌強力而缜密的經營，殘破萎靡的朝鮮根本無法支撐明軍在朝鮮的軍事活動，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麼随心所欲。
縱觀第一次援朝戰局，明軍運動頗有章法，進退有度，沒出過任何大差錯，此皆宋應昌運籌之功。
至于廣為人诟病的補給問題，這是一個客觀困難。
宋應昌從國内籌措糧草沒出半點疏漏，中朝邊境糧草辎重堆積如山，奈何朝鮮就那麼三五頭騾子七八個人，換了誰來也解決不了。
在這種極其局限的環境之下，宋應昌勉力支撐，讓明軍沒出現大面積饑綏，應該是有功無過。
宋應昌在朝鮮戰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個清潔工。
無論你怎麼努力掃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來了。
當然，宋應昌本人不能說沒有毛病。
他對南軍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護犢子的勁頭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複49%的責任；他還曾經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鮮人索要倭寇頭顱，用來換取軍功。
這也是宋應昌的污點之一。
不過這些錯誤瑕不掩瑜，不能掩蓋宋應昌所做出的貢獻。
朝鮮戰争曆時六年，大明經略先後換了四任，宋應昌的表現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鮮戰争中的盡心盡力，值得曆史給予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對宋應昌不滿，就連朝鮮人也對他不那麼瞧得起。
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