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面原因，是因為宋應昌在糧草運輸問題上對朝鮮官員不假辭色，動辄呵斥，甚至還越權幹涉朝鮮官員的任免，惹得朝鮮朝廷不滿；但深層次的原因，卻是一個跟戰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學術歧見。
李朝一直以來師從大明，意識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學說為基礎的儒學。
而宋應昌、袁黃等人，則是王陽明的信徒，其中袁黃與王學淵源極深，他父親袁坡是王陽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師是王陽明的嫡傳學生王畿。
宋應昌、袁黃和其他“王學”門人一樣，滿懷着将陽明之學傳遍天下的偉大理想。
在萬曆十二年，王學門人已經取得了初步勝利，讓王陽明正式配祀孔廟。
等到宋、袁來到朝鮮以後，卻驚訝地發現，一向對大明亦步亦趨的朝鮮，居然對陽明學說無動于衷，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于是，宋應昌、袁黃在打仗之餘，還希望把王學萌芽播種在這片荒地之中。
王陽明文武雙全，所以他們就從最要緊之處入手，先教朝鮮軍人陽明兵法，等到時機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鮮國王提出要講習王學，傳授儒生們陽明心法，甚至建議在朝鮮孔廟裡也擺上一尊陽明像。
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朝鮮大臣們即使被日本人占領國土時，都沒這麼氣憤。
他們對宋、袁的這種做法極其不滿，明裡暗裡拼命抵制，無論如何也要維護朱子學說的尊嚴，甚至罵宋應昌等人是“世衰妖興，一至于此”。
後來袁黃被李如松彈劾了十條罪過，其中一條就是他在“左道惑衆”，連帶着一些對王學有興趣的朝鮮儒生，都被問罪處罰。
在這種情緒帶動之下，朝鮮官員對宋應昌的一切都看不慣，種種記載裡頗多譏諷。
諷刺的是，這種激烈反彈與争論，反而讓王學在朝鮮人所共知，引發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終發展出朝鮮陽明學分支的江華學派，也算是無心插柳。
宋應昌、袁黃若知後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畢，咱們回到正題。
宋應昌走了，顧養謙來了。
顧養謙是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時任兵部左侍郎兼薊遼總督，也算是一号人物。
石星推薦他，一是因為他辦事水平不錯；二是因為他沒參與過抗日戰争，政治上沒有包袱，可以毫無心結地展開議和活動。
比起宋應昌來說，顧養謙推動議和不遺餘力，真心誠意，因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談，隻有和平才是顯示出他的價值來。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沒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
此時朝廷局面還亂得很，如果主戰，會被主和派攻擊；主和，會被主戰派攻擊，左右都不是人，顧養謙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應昌一個下場。
顧養謙一直在等，等一個合适的契機。
大明朝廷裡主戰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認為日本已經表現出恭順，可以安撫；主戰的認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沒表現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麼證據證明日本确實服軟了，那就好辦了。
說證據，證據還就真來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僞造好了《關白降表》以後，興沖沖地來找宋應昌。
結果宋應昌沒找到，他們碰到了顧養謙。
顧養謙一看，樂了，這可真是瞌睡時來個了枕頭哇。
有了這份關白降表，事情就好說了。
然後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萬曆皇帝商量，說日本人已經把降表給準備好了，看能不能把對日本提出的條件再弄的優厚一點，從“隻封不貢”改為“封貢并行。
”這可以理解，開出的好處越多，和談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戰派一看顧養謙這小子又來這一套，綿綿不斷的彈劾又攻了上來。
但這一次顧養謙扛住了，因為他上頭有石星頂着。
石星之前沒出手保宋應昌，是因為後者跟他的戰略思路不合，現在顧養謙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裡又有《關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對于顧養謙的“封貢”之議，萬曆心裡很猶豫，不是特别情願，隻想給秀吉個空頭名号就算了。
可顧養謙這人有耐心，反複陳說日本非常恭順，和平一定會達成，甚至說朝廷若不答應封貢，那我就辭職算了，沒法兒談。
萬曆問計于首輔王錫爵，這老頭子答的含含糊糊，說什麼“若真心向化，絕無絶理。
又非我孝子。
若分外要求。
絕無許理。
”等于什麼都沒說。
萬曆又問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顧養謙的。
幾番周折，萬曆皇帝這才勉強開了金口，說隻要日本人拿出點實際保證，都撤軍回去，那封貢之事便有可議。
得了萬曆首肯，顧養謙樂颠樂颠地開始準備做第二件事，撤兵。
當時駐守朝鮮的明軍尚有一萬六千餘名，分為川兵與浙兵兩部。
顧養謙為了讓日本人感覺更舒服，和談氣氛更和諧，毅然決定先把浙兵撤回國來，隻留下劉綎的川軍協助防守。
吳惟忠、王必迪、駱尚志等浙軍将領對這個命令沒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這幾年裡，南兵已經在朝鮮戰場付出太多犧牲，現在是時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這些戚家軍的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