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停戰算做壬辰戰争結束，那麼到萬曆二十五年二月丁酉再亂，恰好是四年的和平時期。
在這四年的戰争間歇期，大明與日本你來我往地忙活着議和的事，那麼朝鮮人到底都幹了些什麼？
他們沒資格參加談判，所以隻好悶在國裡，做點正經事——練兵備倭。
朝鮮官軍在整個壬辰戰争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動辄一潰千裡，差到連他們自己都看不過眼。
因此早在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戰争尚未結束的時候，柳成龍便已經明确地向軍方提出了要練兵備倭的口号。
他的這個提議很快便得到了執行，沒遇到什麼大阻力。
原因很簡單，朝鮮官軍在壬辰戰争中幾乎被消耗一空，從基層到高層都死的差不多了……一張白紙，才好做文章。
柳成龍把各地義軍重新整編，納入官軍範圍之内。
這些義軍經過一年戰争的洗禮，無論士氣和戰鬥力都比原來的朝鮮軍隊高出一大截。
截止到丁酉開戰之前，朝鮮軍的總兵力已經達到七萬到八萬左右，其中一半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前線，用來防備倭寇。
練兵分成了兩個層面：一個是精神層面的，一個是物質層面的。
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手都要硬。
精神層面指的是軍隊的戰法與戰術手段。
一支軍隊必須得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作戰理論和與之相配的戰術，比如日軍的鐵炮戰法，再比如遼東軍的鐵騎戰法，而朝鮮陸軍卻極度缺乏這種理論支撐，基本上還處于“看見敵人掄着大刀一窩蜂就上“的初級階段。
壬辰戰争中朝鮮軍動辄崩潰，就是因為缺乏組織力的緣故。
在這方面，朝鮮人有一個現成的老師：明軍——或者說的更準确一點，是南軍。
南軍出自戚家軍，而戚家軍是十六世紀乃至中國整個軍事史上最講究組織性和戰術性的軍隊，尤其是對倭寇的戰績無出其右。
請他們來當老師，真是再合适不過了。
朝鮮人對南軍的崇拜深入骨髓，簡直就是奉若神明。
當初李如松撤走，留下了吳惟忠的南兵守衛漢城，讓朝鮮人欣喜若狂。
南軍将領入朝，在壬辰戰争中并不怎麼重要。
但在中朝兩國交流史上，将領大多為武林高手的南軍入朝，卻是一件大事，因為這糾纏出了一起中朝交流史上長達百年的官司。
自然，對朝鮮人來說，這是件必須要“辯誣”的大事。
吳惟忠出身于南方軍系，而南方軍系的兩尊大神——抗倭名将戚繼光和俞大猷，大家都知道。
這兩位名将是正經的武林高手，大家也知道，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紀實》，俞大猷的《劍經》，不是随便什麼武将都能寫出來的。
然而，戚繼光雖然在他的《紀效新書》裡收錄了中國很多種長短武藝，卻惟獨沒收刀法，原因據他自己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刀法雖然很多，但“傳其妙者絕寡”，所以不收，留待後人有發現者增補。
而他在軍中所傳的“辛酉刀法”，則脫胎于他得到的日本刀法，因此在他修訂的第二版《紀效新書》裡，删去了他認為在軍中用處不大的一些内容，譬如拳法，增加了日本刀譜等内容。
與此同時，明朝不少文武雙全的文臣武将和軍事理論家們，如何良臣、宋懋澄、茅元儀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在各自記叙及著作裡說，中國唐宋時古軍陣所用的實戰刀劍法，到明已經式微，基本沒人會了，或者幹脆可以說就是失傳了。
毫無疑問，來自戚家軍的吳惟忠，必然精通脫胎于日本刀法的“辛酉刀法”，他們對上了日本武士，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從朝鮮戰場上的表現看，似乎正宗的日本刀法并沒占便宜，在白刃戰中，很多時候日軍敵不過明軍，譬如碧蹄館之戰……
比之戚繼光，南軍的另一尊軍神俞大猷身上的傳奇色彩，要濃重得多。
俞大猷當年南下平倭時，曾路過少林寺，并與少林和尚們進行了親切會談，之後還教了少林和尚不少武藝——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少林武藝有不少已經失傳，有必要吸收新鮮血液。
再說他那本武學著作《劍經》，如果隻看名字，是人都會認為這是講劍法的，可惜它偏偏就不是。
這本書主要講的是棍法，或者說什麼都講了，就是沒講劍法。
寫了一本名叫《劍經》的書，裡面不講劍法講棍法，實在很沒道理。
俞大猷不是沒文化的人，他文化好得很，易學底子比一般文人都好，著作也很多，顯然在這事上，有他自己的道理在。
那麼，到底是什麼道理呢，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沒人知道。
這是俞大猷留下的一個謎。
最讨厭的是，他還不留标準答案，所以到現在也沒個大家能一緻認可的權威答案。
不過，線索還是有的，而且還不少，這事不算完全無解。
我們目前知道的資料是，俞大猷本人精通劍法，而且是一種古代雙手劍法——荊楚長劍。
這不是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