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蘭加，1959年
我們從佐治亞州的伯利恒來，把貝蒂妙廚蛋糕粉帶進了叢林。
姐妹們和我都指望在這十二個月的傳教期内每人過次生日。
“老天都知道，”母親預言道，“剛果是不會有貝蒂妙廚蛋糕粉的。
”
“不管我們去哪裡，都絕不會有人做買賣。
”父親糾正道。
他的語調表明母親沒能領會這次傳教的精神，她對貝蒂妙廚蛋糕粉的擔心使她和那些鑽在錢眼裡的罪人成了一丘之貉，耶稣最煩這種人，後來一發火，就把他們趕出了教堂。
“不管我們去到哪裡，”父親想把事情講得更清楚些，“都不會有‘PigglyWiggly’這樣的超市。
”顯然，父親認為正是這一點幫了剛果的大忙。
而我隻要往這方面稍一尋思，就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當然，母親并不想和他唱反調。
但一旦明白了再也沒有轉圜餘地，她就會跑到客房裡，把她覺得所有能讓我們在剛果勉強度日的塵世之物都擺開來查點一遍。
“都是給孩子們用的，最低限度了。
”她整天就這樣壓着嗓門咕哝着。
除了蛋糕粉之外，她還積存了十幾罐安德伍德牌火腿肉；蕾切爾的象牙色塑料柄手鏡，鏡背是戴着撲粉假發的女子像；一隻不鏽鋼頂針；一把挺好用的剪刀；十幾支2号鉛筆；許許多多創可貼、止痛片、止痛搽劑；一支體溫計。
現在，我們到了，拖着這麼一大堆安全運抵卻派不上用場的色彩斑斓的寶貝。
我們的貨物幾乎原封未動，隻有止痛片被母親拿了出來，頂針被露絲·梅掉進了茅坑。
然而，我們從家裡運來的這些補給品似乎已經成了往昔世界的指代：它們顯眼地杵在那兒，在我們的剛果之屋裡，猶如燈火通明的派對上的裝飾品，被無處不在的泥土色的背景襯得十分突兀。
當我凝視着它們時，雨季的光線照進我的眼眸，剛果的沙礫亦嵌入我的牙縫，我已幾乎回想不起原來那個地方——在那裡放上這些東西真是再平常不過了——隻記得一支黃色的鉛筆，還有一隻放阿司匹林的綠瓶子，就擠在架子高處的許多綠瓶子中間。
母親想要完備地考慮每一種緊急情況，比如饑荒和生病。
（一般而言，父親也贊同緊急情況一說。
因為是上帝将預見的能力唯獨賦予了人類。
）她從我們的外公巴德·沃頓醫生那兒弄到了一大堆抗生素。
外公得了老年癡呆症，總喜歡光着身子往外跑，但有兩件事仍幹得很漂亮：赢棋，以及給我們寫處方。
我們還帶來了一口鑄鐵煎鍋、十包酵母粉、鋸齒剪刀、從一把短柄小斧上卸下來的斧頭，以及一把鏟茅坑用的折疊式工兵鏟，七七八八一大堆。
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得随身帶來的全套文明之惡。
來這兒，即便隻帶上最低限度的行李，也是場考驗。
就在我們覺得已經全部準備停當、預備動身之際，沒承想卻得知泛美航空越洋航班隻允許帶四十四磅行李。
每人四十四磅，多一克都不行。
唉，我們都被這個壞消息打擊得垂頭喪氣！誰能想到現代的噴氣式飛機還會限重？我們把各自的行李都加到一起，包括露絲·梅的箱子——幸好，她雖然還小，但也能單獨算一個人了——結果超重六十一磅。
父親審視着我們的絕望，好像老早就料到會這樣。
他讓妻子和女兒們自個兒去想辦法，隻扔下一句話，要我們想想野地裡的百合花，它們可沒有手鏡和阿司匹林的需求。
“我覺得百合花倒是需要聖經，還需要他那把鏟茅坑用的工兵鏟。
”蕾切爾嘟囔着，因為她心愛的梳妝用品被一件件從行李箱裡拿了出來。
蕾切爾對經文的理解從未如此透徹過。
但即便我們盡己所能地琢磨百合花的需求，再怎麼縮減還是根本無法達标。
把蕾切爾的化妝品全拿走也沒用。
我們再也沒轍了。
後來，哈利路亞！就在最後一刻，我們得救了。
由于疏漏（仔細想想，也很可能僅僅出于禮貌），他們隻稱行李，不稱乘客。
南方浸信會傳教聯盟給了我們這個暗示，沒那麼直接，隻是說别太把四十四磅的規定當回事。
于是我們規劃了一番。
我們出發去非洲的時候，把所有超重的行李都帶在了身上，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