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昂德當夫婦現身了。
他們從利奧波德維爾過來，讓我們大吃一驚。
他們是坐阿克塞爾羅特先生的飛機來的，那時候我們真正最期盼的其實是土豆泥和午餐肉。
昂德當夫婦可不喜歡閑着沒事跑來這兒，所以相信我，這次絕對有事。
他們看上去像是得了神經性頭痛症。
母親很不安，因為他們是我們在傳教聯盟的上司。
他們來的時候，正好碰上她在做家務活：穿着條舊舊的黑色七分褲，膝蓋部位已磨破。
看她趴在那兒擦地闆真是一道風景，蓬亂的頭發一绺绺翹着，眼睛下面挂着一道黑黑的眼圈。
那是因為她整天提心吊膽，怕我們感染上那種自殺性的疾病。
我覺得，她那麼尴尬倒不是因為穿了身舊衣服，而是因為獴啊蜥蜴啊在我們家暢通無阻地跑進跑出。
不過，至少那隻煩人的貓頭鷹總算走了。
謝天謝地，即便父親對利娅太狠了點。
那場景真是吓人。
那件事之後，我們都變得比以前還要如履薄冰。
那隻貓頭鷹散發着一股腐肉的味道，所以我還是要說，總算把它給請走了。
真想不通，我們為什麼要為昂德當夫婦盛裝打扮？我聽父親說過，他們甚至都不是浸信會教徒，隻是替傳教聯盟監管财政方面的事務而已，因為撤走的人實在太多了。
他們是聖工會[蕾切爾把“Episcopalian”（聖公會）錯拼成了“Episcopotamians”。
]教徒，真名其實很有異域風味，叫昂－特雷－東什麼的。
我們說昂德當，是因為這樣讀起來順口。
老實告訴你，他們倆不過是一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夫婦，發型很簡單，花不了幾個錢，褲子是卡其布的。
更搞笑的是，弗蘭克·昂德當和詹娜·昂德當看上去長得一模一樣，除了身上的搭配不同：他蓄了胡子，她戴着金色的十字架耳環和挂鍊眼鏡。
土豆頭先生和土豆頭太太。
[一種土豆狀的塑料模型，可以安上眼睛、鼻子、耳朵等塑料零件，做成人形。
]
他們坐在桌邊，汗流浃背，母親則跑去榨橙汁，給他們端上來。
甚至連玻璃杯都在滴滴答答地淌汗。
外面，天空正在為定期可見的午後風暴排兵布陣——大風狂擊着棕榈葉，紅塵幽靈從路上揚起，小孩子們飛奔着找地方避雨。
母親太緊張，沒法和他們一起坐定，索性站到父親的椅子背後，倚着窗台，等他看完他們帶來的報紙。
報紙在他們所有人手裡傳來傳去，隻除了飛行員阿克塞爾羅特先生，他多半不知道該拿報紙怎麼辦，除了用它們來擦屁股。
對，現在他也算是我們的一員。
他就在後門廊上，斜着身子一個勁兒地吐痰。
後來我都忍不住想說他了。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把我内心的想法脫得一絲不挂。
我早已說過，父母對某些事情完全是蒙在鼓裡的。
我朝他做了個鬼臉，總算把他轟走了。
父親在讀最近的新聞時，昂德當太太想要和母親套近乎，就抱怨起利奧波德維爾家裡的男童。
“說句實話，奧利安娜，除了孩子，他什麼都能偷。
隻要覺得能賣掉，他就會把東西弄到手。
要是我想把東西鎖起來，他就會拍着胸，好像我控告他殺了人似的。
前天晚上我甚至抓到他把弗蘭克的手帕和一公斤糖藏在襯衫下面，他還跟我裝傻。
他總是聲稱對那些東西去了哪兒毫不知情。
”
“我的老天哪。
”母親說，聽上去對這話題沒多大興趣。
昂德當太太注視着母親，一臉的不解，“你的老甜？”為了表明我們說話帶口音，她老是重複我們的發音和表達方式，拿我們開涮。
可她自己也算是個外國人，所以要我說，她和我們是半斤八兩。
這段時間以來，我和妹妹們都會找借口出去玩，不想花一上午的時間陪母親一起扮“學校叮咚”[20世紀50年代的一檔美國兒童教育節目。
]。
但我們對昂德當夫婦的來訪還是挺好奇的，就不想走開了。
老實說，我們太缺玩伴了。
我開始在屋子裡晃來晃去，照照鏡子，整理整理發型，收拾收拾桌子，最後和妹妹們晃悠到了遊廊上，那兒離門口足夠近，方便監視。
我們凝視着斟滿橙汁的玻璃杯，希望在我們凝神細聽、弄明白他們究竟為何而來的時候，母親能與我們結成同盟，給我們也準備充足的橙汁。
雖然我很清楚，說不定還沒等聽完，我就會倦極無聊地發起神經來。
當然啦，等他們把報紙上的文章傳看了一遍之後，就不再談論昂德當夫婦家那個有犯罪情結的男童，而轉移到了各類乏味至極的話題上：新的床單，抗瘧疾的藥物，學校新發的聖經。
諸如此類。
看到父親把報紙扔到地闆上，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過去，把它撿起來。
好吧，我為什麼不應該撿呢？報紙上是血紅的英語，發自美利堅合衆國的紐約。
我打開他們折起來的那一頁，看到上面寫着“蘇聯計劃向剛果推進”。
文中說赫魯曉夫想接手比屬剛果，不讓這個無辜的蠻荒之國成為自由社會。
因為這是赫魯曉夫統治世界的一步棋。
這有什麼，要我說，如果赫魯曉夫想要剛果，那就讓他拿去好了。
不管怎麼說，這報紙也是去年十二月的了。
如果這項龐大的計劃進展順利，我們現在就該看見俄國人的皮毛了吧。
這篇文章說比利時人都是無名英雄，他們進村的時候，通常都會把正在進行活人祭祀的食人土著打個措手不及。
哼。
如果他們哪天來了我們村的話，應該會把正在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