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埃默裡大學，1962年
說出全部真相，但别太直接。
[雙關語。
“但别太直接”原文為“buttellitslant”，字面意思為“但要緩緩斜斜地說”，對照艾達的生理殘疾。
]我朋友艾米莉·狄金森如是說。
說真的，我還能有什麼選擇？我是個歪斜的小人物，一心隻想着保持平衡。
我決定講話，這樣就有可能訴說。
講話成了一種自我防禦，因為母親似乎已經變成了啞巴。
而由于沒有人為我在這世界上的位置作證，我發現自己置身于當初一年級入學時面臨的同一座峭壁之上，搖搖欲墜。
我究竟是天才，還是應該和那些隻會揪耳朵的野孩子們一起接受特殊教育呢？我倒不是對身邊頭腦簡單的人有多介意，我隻是需要逃離伯利恒。
那兒有無數雙眼睛猶如一排排磚塊堆砌成無數面窺探之牆，每呼吸一口空氣都會吸入别人最近八卦的酸臭味。
我們回家時受到了英雄般的特殊禮遇：整個鎮子對可以拿來嚼舌根的好材料正如饑似渴。
歡迎，歡迎！歡迎可憐的普萊斯一家回家！驚恐，喪親，怪異，無家可歸（沒了牧師，我們就不能住在牧師宅邸裡了），被黢黑的非洲（或許還有異教徒）所玷污的奧利安娜和艾達，偷偷摸摸地返回鎮子，身邊已無男人，好似一對得了狂犬病的斑點狗，蹒跚回家，垂頭喪氣。
我們被看作瘋子，母親坦然接受了這個診斷。
她把我們的東西從倉庫搬入了小鎮松樹成蔭的郊區的一棟膠合闆木屋裡。
她靠沃頓外公少得可憐的遺産把木屋租了下來。
她沒裝電話，反而拿起了鋤頭，開始将租來的砂石遍布的兩畝地每一寸都種上了植物：花生、甘薯，還有五十來種花卉。
她似乎鐵定心思要讓災難随着草木繁盛而被抹去，就像新長出的頭發抹去原來糟糕的發型。
這條路上的一戶鄰居養了一隻很兇的鵝和幾頭豬，母親便每天去把它們的糞肥分兩半裝在兩隻一蒲式耳木桶裡拎回家，像個勤勞的非洲人。
要是看見她把第三隻木桶頂在腦袋上，我也不會大驚小怪。
盛夏時節，我們都沒法望向窗外，因為毛地黃和矢車菊遮住了視線。
母親說她的目标是在路邊搭間木棚賣花，每束花賣三美元五十美分。
我在想伯利恒對此會有何看法。
牧師的妻子打着赤腳去擺路邊攤。
母親熱心研讀種子目錄時，我也在仔細琢磨埃默裡大學的手冊，看我入學的可能性有多大。
然後，我就乘上灰狗巴士去了亞特蘭大，一瘸一拐地走入了招生辦。
我獲準同一個名叫霍爾登·裡麥爾博士的先生約談，我想他的工作就是打擊像我這樣去同他約談的人。
他的辦公桌超大無比。
我張開嘴，靜等那句話自行流淌而出。
“我需要入讀你們的學院，先生。
完成學業後，我還需要入讀你們的醫學院。
”
裡麥爾博士煞是震驚。
我說不準他這樣是因為我殘疾，還是因為我膽大包天。
但我聽到自己嗓音時的那種震驚程度說不定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問我是否有資金，是否有高中的成績單，是否至少上過高中的化學課或高等代數課。
我給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沒有，先生。
”但我提到自己讀過相當多的書。
“你知道什麼是微積分嗎，年輕的女士？”他問，那樣子仿佛手裡藏着可怕的東西似的。
由于是在普萊斯牧師的耳提面命之下長大，我對這種程度的恐吓頗具免疫力。
“知道，先生。
”我說，“那是關于變化的數學。
”
他的電話響了。
等着他通話的時候，我心算出了他書架上标了号碼的一大排文件的數字的總和與乘積。
那些文件的順序完全不對，我就列了個方程式，把它們按序重排了一遍，并寫在紙上給他看。
但做這件事隻能用代數，沒法用微積分。
我還觀察到他的名字倒着看的話，是個法語動詞，意思是穿着破衣爛衫，于是我也告訴了他。
我并不是特意要去冒犯，因為他的穿着無可挑剔。
裡麥爾博士突然認定，由于我是老兵的孩子，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補貼。
他安排我參加入學考試。
為此，一個月後，我又返回了亞特蘭大。
數學考試的所有題我都答對了，詞彙部分則有四道題答錯了，全都錯在單詞分類題上，這種題我一向答不好。
鑒于自身的處境，我發現任何事物最後幾乎都可歸屬于任何地方。
我說出了真相：我需要入讀他的學院。
我需要離開伯利恒，離開我的皮膚、我的頭顱、我家人的幽靈。
這并非因為我為母親感到羞恥——我，村裡的白癡，怎麼可能為她感到羞恥呢？有她的瘋狂做伴，我還挺高興的呢，而且那種瘋狂我也絕對能理解。
但母親想要把我當食物一樣消耗掉。
我需要自己的房間。
我需要書本。
我平生頭一回需要同學，他們能告訴我每天要去思考些什麼。
在有機化學、無脊椎動物學和完美對稱的孟德爾遺傳學裡，我發現了一種能滿足我的宗教。
我像背禱文似的背誦元素周期表，像領取聖餐似的參加考試。
我度過的第一個學期充滿了神聖，我的頭腦裡塞滿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