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般的數據。
林海間安卧着一片片廣闊的絕望平原，我繞過它們，隻在林中穿行。
由于沒法給她打電話，我就每個周末坐巴士回去一趟。
我們喝茶，她給我看她的花兒。
奇怪的是，父親在的時候，她從來沒從事過園藝，那是他的領域。
他指示我們大家都去栽種有用的食材，為了主的榮耀，諸如此類。
在整個童年時代，我就沒見我們家的院子裡栽過一朵花，連一棵蒲公英都沒有。
如今，母親的窩棚僅僅是一方聳起的屋頂，四周卻圍繞着如火如荼的粉色、藍色、橙色。
你得彎腰通過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還得用右臂使足了勁推開擠入人徑的蜀葵，方能來到門口。
沒想到，母親竟對栽花極有天賦。
她自己就是一座逐漸成形的植物園。
我去看她的日子裡，彼此的話從來不多。
我想，或許我們倆都因這沉默而如釋重負吧。
現在隻有我們兩個了，我欠她一條命，而她什麼都不欠我。
但我離開了她，她很傷心。
對于這一切我還很不習慣。
我一直是那個犧牲了生活、肢體和半個大腦來救助另一半的人，我向來如此。
我習慣了傲慢地拽着自己穿過這世界，而這世界欠我的，根本無以償付。
長久以來，我都依賴着殉難所帶來的舒适感。
如今，我也欠下一份無法償付的債了。
她緊緊握着我的手，經曆了艱難險阻。
母親要将我拽出非洲，哪怕那将是她的最後一搏。
我覺得那很可能是。
事情是這樣的：那個生意人的卡車好似鏽蝕斑斑的天使降臨在布隆古，他應允将我們連同他的那些香蕉一起載往利奧波德維爾。
但他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把我們扔下了車，以便放上更多的香蕉。
和沿途的一些士兵交涉之後，他确信當時在城裡，水果的要價比白種女人更高。
于是，我們就出了局。
我們徒步走了兩天，粒米未進。
入夜之後，我們就蜷縮在樹林的邊緣，用棕榈葉蓋在身上，以免被士兵發現。
第二天深夜，一輛軍用卡車停在了我們身邊。
有個人冷不丁地把我們扔進了後車廂，我們就這樣落在了膝蓋、頭盔和步槍中間。
毫無疑問，士兵們原本是打算傷害我們的，而我渾然不覺。
但母親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們。
顯然，她已惡靈附體，要是這些人不想被惡靈入侵，就最好别來碰她，或我。
尤其是我。
所以，他們始終與我們倆保持着距離。
我們沉默着，擠在卡車後部一路颠簸而去，途經幾十處軍事路障，最後被交給了比利時大使館。
大使館接收了我們，等着有人想出法子該拿我們怎麼辦。
我們在醫務室裡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種各樣特制的毒藥，因為我們的腸子裡有寄生蟲，腳上、前臂上則生長着真菌，還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厲害的瘧疾。
後來，我們坐上了一架醫院的飛機，機上全是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和患病的白人。
我們就這樣被運走了。
飛機轟鳴着穿越漫長的黑夜，我們在黑夜中睡得像死人一般。
當嗡嗡聲戛然而止，我們便坐起身，像被吵醒的僵屍一般眨着眼睛。
圓形的窗戶外透進亮光。
機身呻吟着打開來，我們就這樣倏然間被投遞到了佐治亞州本甯堡和煦的春日空氣之中。
要描述返回時的震驚之情已不可能。
我隻記得我呆站了相當長的時間，緊盯着幹淨利落的水泥路緣石上漆得頗為整潔的黃線。
那麼黃，那麼直。
我久久地思考着人類的工業——油漆、裝載水泥的卡車和澆築混凝土的模子，所有注入那一道路緣石的資源。
為了什麼呢？我很難想清楚答案。
為了不讓車停在那兒嗎？是因為有太多的車，美國才必須被分割成有車的地方和沒車的地方嗎？是一直如此，還是我們不在的時候，它們和電話、新款鞋子、半導體收音機及玻璃紙包裝的西紅柿一起大規模繁殖了呢？
然後，我又盯着交通燈看了一會兒，它被電線精心懸在十字路口上方。
我不敢去看那些車子，因為我的大腦會被斑斓繁複的色彩和協調一緻的金屬運動搞得咆哮嘶吼起來。
一陣中性味道的空氣自我身後的開放式建築那兒刮來，随之而來的還有熒光燈高頻的嗡鳴聲。
即便我身在室外，仍有種特别的幽囚感。
一本被丢棄的雜志躺在街邊，幹淨得無法想象。
一縷微風替我輕柔地翻動着，一頁一頁：一個頭巾裹得一絲不苟的白人母親，身邊是一台碩大無朋的白色幹衣機、一個肥胖的白人孩子和堆成小山的亮白衣服——我覺得那堆衣服多到足夠讓整個村子的人穿；下一頁，一男一女中間擁了面邦聯旗站在一片修饬平整的寬闊草坪上，身後拉長的影子有一棵倒下的樹那麼長；另一頁，是一名着黑裙、戴珠子、留着紅色長指甲的金發女子，正俯身于一張潔白的桌布之上，湊向一杯葡萄酒；再一頁，一個穿着各式新衣的孩子，摟着個過于整潔的洋娃娃，讓人覺得那洋娃娃并不屬于她；又一頁，一個穿大衣、戴帽子的女人舉着一束菱形圖案的多色短襪。
這世界似乎既擁擠又空曠，了無氣味，極端明亮。
我繼續盯着交通燈，紅色的光芒閃爍着。
突然，一支綠色箭頭跳将出來，指向左側。
一排車子猶如聽話的動物全都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