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會給他們幾個子兒或一點大米。
清點結束後，他就能到院子裡遍體瘡疤的芒果樹下教課。
不管是衛兵還是囚犯，随便哪一天，隻要有人想學點兒東西，他就會教他們讀書認字。
衛兵們會幫阿納托爾弄到書，不辭辛勞、想方設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個國家。
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發現了偉大的非洲民族主義者誇梅·恩克魯瑪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輕醫生阿戈什蒂紐·内圖的詩歌。
于是他和他們通起信來。
内圖和阿納托爾差不多同齡，也是從傳教士那兒受的教育。
他曾留學國外研讀醫學，回國後開了家診所，好讓他的同胞獲得适當的治療，但情況并不盡如人意。
一天，一幫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診所，打得半死，然後押入了監獄。
民衆走上街頭要求釋放他，卻遭到機關槍掃射，如被伐斷的樹木般成批倒下。
不僅如此，葡萄牙軍隊還四處将村落焚為平地，以抑制内圖的人氣。
然而，他一出監獄，民衆便紛至沓來，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組成了反對黨。
阿納托爾受内圖的榜樣鼓舞，一直在談論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個地方與他相逢。
我簡直無法想象，畢竟對他們來說，就連現在繼續通信都會很危險。
當然，阿納托爾最忠實的獄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蘇的一名修女，這把他的獄友都逗樂了。
通往拯救的長木闆！他們就是這麼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後的希望。
但直到去年秋天我們重逢的那個時候，我對上帝并無多少信心，而且見誰跟誰急，顧不上拯救别人。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經受夠了“貧窮、貞潔、順從”這種話，現在要舊裝換新顔，讓自己成為阿納托爾的妻子。
一輛醫療疏散吉普把我僞裝成屍體，一路曆經險阻，将我運到了比柯基。
那是科基拉維爾郊外一座廢舊的橡膠種植園。
我的心上人，經曆了三年并無正式指控的牢獄生活，最終獲釋，他正等在這兒，讓死人複生。
我們選擇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納托爾能在這兒找到他認識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膠業從業者。
但大多數人要麼已經死了，要麼離開了這個國家。
不過還是有驚喜的：他見到了伊麗莎白姨媽，他母親最小的妹妹。
十年前，她來這兒找他。
那時阿納托爾已經離開了很久，但伊麗莎白在傳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個孩子，之後就沒離開過。
對阿納托爾來說，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負孤兒的身份，現在卻既有了親戚又有了妻子，變化不可謂不大。
傳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鎮，農業站也幾近荒棄。
辛巴們雖未在此地安營紮寨，卻仍将歐洲人的地盤清理得幹幹淨淨。
種植園裡到處都是殘磚碎瓦。
（在我的想象當中，是那些橡膠工人被砍掉的幽靈之手把這裡拆除的。
）僅剩下的一棟樓裡有座圖書室，正是阿納托爾小時候當用人時自學英語讀寫的地方。
在我的請求之下，我們就在那個房間裡成了婚，由村長主婚。
婚禮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圖族式。
我祈求上帝的賜福，并給母親帶去了一束紅色的九重葛。
伊麗莎白姨媽在我們肩頭披上了傳統的婚紗，叫作恩佐勒，這種漂亮的超大纏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還可以當床單用。
在鼎盛時期結束之後，種植園主的宅院裡有部分房間曾被用作軍隊的庫房、産科醫院和山羊廄。
如今的計劃則是用來作學校。
科基拉維爾的部長頗為欣賞阿納托爾，所以對他坐過牢的記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仍聘他當該地區中學的校長。
我們還想推出農業拓展項目，培訓以前在橡膠種植園工作的工人種田、自給自足。
我自願去診所幹活，一名幾内亞醫生每個禮拜會從科基拉維爾過來一次，給嬰兒打疫苗并看診。
盡管我們吃盡了苦頭，但去年秋天，阿納托爾和我仍是風雨同舟，高聲宣講着“獨立”。
我們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會擡眼望天，仿佛那是一隻神奇的鳥兒，我們可以呼喚它，讓它自空中下凡。
之後發生了很多事，讓我們的希望日趨渺茫。
但每件事都發生得太快，猶如魔術師在變戲法——外國黑手輪番在幕後操縱，白人國王換了一個又一個。
黑人隻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
蒙博托的美國顧問甚至在這裡發起過一次選舉，後來卻惱羞成怒，因為當選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萬·基贊加，盧蒙巴的副官。
于是，他們就派軍隊闖入國會，重新選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國人想教我們民主的話，那這堂課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阿納托爾評論道。
“刺激得讓人大氣都不舍得喘上一口。
”我也贊同。
他說我有多重人格：說林加拉語時，甜美、母性；講英語時卻盡是嘲諷。
我告訴他：“盡瞎說——我說法語的時候，還是掃雷艦呢。
那哪種人格讓你最惱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