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讓我惱火的是，我竟然這麼愛我的貝埃内。
”他最真的真理。
可那就是我嗎？當鄰居或學生們問我的國籍時，我告訴他們我來自一個早已不存在的國家。
他們都相信。
最近幾個月，政府發給我們的薪酬日漸縮水，從接近于零淪落至徹底為零。
我們告訴共事的人們，不必僅僅因為缺少資金就氣餒。
但我們知道，哪怕是在私下裡抨擊蒙博托，都會冒腦袋被砸開的風險，這自然會讓我們氣餒萬分。
我們靠自己能找到的東西過活；聽說有朋友們的消息時，總會先深吸一口氣。
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納托爾的其他兩名學生，在南邊的一條路上被軍隊殺害了。
帕斯卡的背包裡裝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響的二戰時期的手槍。
我們是在聖誕節那天聽說這件事的，當時法因坦和賽琳·福爾斯前來拜訪我們。
他們現在住在基貢加，在他們之前說過的那座萬巴河邊的傳教團醫院裡。
能看見他們，我自然很高興，但每次重逢都會帶來可怕的消息。
他們離開後，我哭着入了眠。
我幾乎已經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開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
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夢中，猛地推開一扇扇窗子，讓我措手不及。
究竟是什麼樣的大膽舉動，讓路上的某個軍官注意到了他們？會是因為我愚蠢地教給了他某個英語單詞，才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嗎？就像我們無知地讓家裡那隻鹦鹉學會了髒話，害它一命嗚呼。
這就是與我們同生共息的那種瘋狂和恐懼。
我們的鄰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對者，辛巴們。
後者猶如獅子般在剛果北部尋釁獵殺。
辛巴們遷怒于所有外國人情有可原，但其行為卻日益離譜。
我們在短波電台上收聽到各種暴行，之後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聞播報裡聽到更誇張的版本，很難知道何者為真。
大多數時候，我想的是我們要吃什麼，讓看管孩子這件事占據我的頭腦。
我的确不怎麼害怕辛巴，盡管我是白人。
阿納托爾極受尊敬，我和他的聯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過或許也不能。
正義的行事方式充滿神秘。
父親仍繼續慘淡經營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教堂。
福爾斯夫婦還帶來了一個壞消息：父親在某種狂躁的狀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車到達了基貢加的傳教站，嚷嚷說自己體内滿是毒素，火燒火燎地讓人難受。
他聲稱自己生吞了一條活蛇。
傳教團的醫生給了他奎甯和驅蟲藥。
花錢可以讓蛲蟲滾蛋，但綠曼巴蛇卻不太可能被驅走。
可憐的父親。
如今，他已徹底離開了基蘭加，沒入叢林，或已在雨中融化。
有時，入夜之後，我會想，也許他已經死了，而我還不知道。
在黑暗中，這種想法摧人心肝。
于是我躺在那兒，醒着，醞釀着搜尋他的計劃。
但到了白天，滿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訴自己再也不要去理會父親。
我沒法獨自行動，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這個險。
我很清楚現在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危險。
他對許多人來說都是個危險，且向來如此，我想道。
當年法因坦和賽琳回基蘭加見到我們那個走入歧途的傳教據點時，想必已是大驚失色。
我們就睡在他們住過的房子裡，卻與他們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們的鹦鹉逐出家門，任其自生自滅。
而基貢加的那個傳教團醫生想必也已發覺父親是個奇葩——一名頭發蓬亂的牧師，肚子裡竟然還有條蛇。
那位醫生明知危險，仍和家人繼續留在這裡。
法因坦認為，他們來自南部某個地方，佐治亞州或肯塔基州。
我希望能去拜訪他們，用自己的母語，用我舌頭上生出荊棘前就已知曉的英語，與他們交談。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鄉，美國披着傳教士的僞裝降落到我家門階上。
還有别的人也沒有回去，像我一樣。
但他們似乎都理直氣壯，覺得就應該留在這兒，那是信仰紮下的根——法因坦·福爾斯便是一例，還有那些偶爾現身的陌生人，他們問我能否幫個忙，傳個信息，或代為保存一盒藥品，直到找到船把藥品送往上遊。
我很高興能為他們做一頓飯，在地上弄個鋪位，就為了能聽一聽他們的故事裡流露出的善意。
他們和父親實在不像。
沒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虛，所以，能聽聽這些男人柔聲講述他們在茅草苫頂的棚屋裡組織醫療團隊、和村裡的婦女一起蹲着栽種大豆、為學校安裝發電機等種種事迹，确實是種安慰。
他們冒着被蒙博托發現的危險，忍受着窮鄉僻壤種種難以想象的寄生蟲，留在了這裡。
在昂德當夫婦和他們的同類逃離這個國家後，他們不忍看到這裡的兒童隻能坐以待斃、忍饑挨餓。
正如福爾斯修士很久以前對我們說的那樣：有這樣的基督徒，也有那樣的基督徒。
但形形色色的來訪者終究難得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