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埃默裡醫院，1968年聖誕節
我開始失去我的迂折[原文為“Iamlosingmyslant”，既指艾達的身體狀況，亦指她說話不再拐彎抹角。
]。
我在醫學院裡交了一個自命不凡的神經病學家朋友。
他堅信我這輩子都在身體力行一個極其嚴重的謊言。
艾達的假帽。
[“謊言”原文為“falsehood”，艾達把這個詞拆開變成“FalseHood”，意為“錯誤的兜帽、虛假的保護罩”。
]照他的看法，像我這樣很早就發生的大腦損傷不應對身體活動造成持續的影響。
他堅稱，在我大腦皮層未受損的部位一定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補償機制，而我拖拉疲沓的右側身體僅僅是在固守幼年期習得的一個習慣而已。
當然，我将他嘲笑了一通。
我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去接受這樣一種觀點：我對艾達的整個概念竟然是建立在我的身體與大腦的彼此誤解之上的。
但這個神經病學家極有說服力，長得又很俊，還獲得了一筆任誰都會朝思暮想的科研款項。
為了證明他的錯誤，我就将自己的身體交給了他設計的一個實驗項目。
整整六個月，他讓我做到徹底不走路，以便将所謂不良習慣的神經通路清除幹淨。
靠着朋友們的幫助，我将自己那間小公寓重新布置了一番，使其适宜一個成年嬰兒居住。
每天清晨，我都得小心翼翼地從床墊上匍匐到廚房地闆上的咖啡壺和電爐前。
我隻使用冰箱的下半部分。
為了保持尊嚴，去工作時我會坐着輪椅。
那段時間，我正好在兒科輪值——運氣不錯，因為兒童不太會将自己的疾病怪罪于瘸子，不像成人。
成人對于你說的話隻是一耳進一耳出，心裡則總惦記着聖經裡的指示，“醫家，你醫治自己吧！”但我發現兒童都很高興有個坐輪椅的醫生為他們看病。
在家裡，當我試圖記牢地毯上的瑕疵，我的肢體開始學習交互配合。
一天，當我向前伸出左臂的時候，我感到一股橡皮筋般的力道在身下牽引着我的右腿往前探去。
一周後，我發現自己能輕松地靠雙手和腳趾來平衡身體，将我的臀部往上推至空中，再翻身落下成坐姿。
我情不自禁地為自己的成就拍手慶祝，謝天謝地，沒人看見。
又過了沒幾個星期，我的雙臂就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抓着家具把自己拉起來，再松開成站姿。
現在，通過摸索，我已能搖搖晃晃地走出一條直線。
我學會了雙腳輪流邁步。
我并非重新學習，這完全是第一次。
因為母親聲稱，這些事我在嬰兒期一樣都沒幹成過。
她堅稱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整日哭着鬧着要利娅待在身邊陪我玩。
直到後來有一天，我毫無預兆地從沙發上滾落，便跟着她一瘸一拐地走了起來。
母親說我從沒做過任何練習，隻是一直盯着利娅，讓她為我們倆犯錯，直到我準備好勉強準确地獨自完成為止。
母親如今對我很好，或許是因為我比其他孩子離她更近吧。
但我并不同意她的說法。
我自己也犯了許多錯誤，隻是都是在心裡犯下的。
花了好長時間，我才終于相信自己得救了。
并不是說不再歪斜了：我的身體仍有些斜，動作總是慢上好幾拍。
而是說我從自暴自棄中得救了。
事實上，直到今晚，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利娅眼下正在亞特蘭大，如果說這不是問題的全部的話，至少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利娅和阿納托爾，還有他們小小的兒子帕斯卡和另一個即将出生的孩子。
利娅正在修農業經濟學，而他們所有人正在嘗試一個宏偉的計劃——在美利堅的土地上紮下根來。
我覺得這番努力肯定長久不了。
我和他們一起去食品雜貨店時，我感覺他們都畏首畏尾、一驚一乍，心裡卻又滿懷着嘲諷。
他們當然會這樣。
我還記得第一次去時的情景：在亮如白晝、令人目眩的倉儲式賣場裡，整排貨架上盡是些發膠、潔齒膏和爽足粉之類的東西，仿佛我們的蕾切爾突然前來掌管了一切。
“那是什麼，艾達姨媽？那個呢？”他們的帕斯卡問道。
小家夥眼睛睜得滾圓，邊走邊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