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環抱。
我們年輕的鄰居們唯一的話題就是這裡有多麼破多麼差。
對我和阿納托爾而言，它卻奢華得離譜。
玻璃窗，每扇窗都帶鎖，每扇門都帶兩把鎖。
不過我們身無長物，也沒什麼可偷的。
自來水是熱的，廚房裡打開龍頭就有，另一個龍頭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裡！
孩子們時而思鄉，時而狂躁。
他們對美國的有些東西胃口越來越大，這讓我警惕起來。
還有些事情他們覺得沒什麼，這些事卻更讓我警惕。
比如，那些白人和我會講三門語言的孩子們（他們能自如地在法語、林加拉語和英語之間切換，每種語言都會帶些口音）說話時的方式，他們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卻會字正腔圓地大聲說話，仿佛面前是個牙牙學語的小寶寶。
這是種侮辱。
阿納托爾的學生們本質上也是如此，總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為民主，何為人權——這些大二學生簡直無禮透頂！晚上，阿納托爾将這些事說給我聽時，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
我卻憤怒地罵罵咧咧，又是扔枕頭，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學生公寓裡那張寬大舒适的雙人床上緊緊地摟着我。
我家鄉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們都視為原始人，或怪物。
到了街上，遠遠地，他們就會對我們怒目而視，認為我們都是禍根。
混血夫婦是他們早就聽說過并且痛恨的禍根，而那幾個雜種孩子，就是我們有罪的絕佳展示。
再走近些，他們就會直直地瞪着阿納托爾，臉上的輕蔑讓位給赤裸裸的震驚。
他那武士般的臉膛和雕工精細的刻痕中蘊含的優雅，對他們來說陌生得猶如林加拉語。
他們難以理解他。
即便我母親的朋友們真的在努力，他們也從來不打聽阿納托爾的背景或才能，而隻是會在他離開房間後才壓着嗓子問：“他的臉怎麼啦？”
阿納托爾聲稱别人瞪着他并未讓他不舒服，他這輩子早已習慣了做個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别人的傲慢。
阿納托爾在他的國家，對欣賞他的才華和榮譽的人而言，算是出衆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
整個童年時代，我一直在想，我毀了自己雙胞胎妹妹的一生，讓她落在我後面，蹒跚地步入光亮之中。
我沒法再把丈夫和兒子拽入那種生活，那樣的生活隻會讓他們的美在黑暗中盛開又凋亡。
于是，我們回了家，回到了這兒，步入災難之中。
阿納托爾的護照在機場就被沒收了。
當帕斯卡和帕特裡斯因又累又無聊而互相打鬥，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時，我丈夫卻已在我沒留意時被制伏了。
他在紮伊爾是通緝犯，當時我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阿納托爾告訴我，隻是要走個手續，而他也隻能把我們家在金沙薩的地址說出來，這樣他們才知道第二天怎麼把護照寄還給他。
我哈哈大笑，說，（而且當着那些官員的面！）鑒于我們政府的效率，寄到家應該要等到明年了。
然後，我們擠進了一輛破舊的小标緻出租車裡。
在那車裡倒是有家的感覺。
我們回到了伊麗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時差沒倒過來而一陣一陣地驚醒。
我頭腦裡裝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讓孩子上學；找地方住；在金沙薩找一家可靠的銀行——既不會給我們舊紮伊爾币，也不會給我們假冒的新錢——兌換母親給的美元；還要弄到食物，否則我們準保會把伊麗莎白壓得喘不過氣。
這些想法沒有一件與我丈夫有關。
我們甚至都沒睡在一塊兒，因為伊麗莎白四處借到的隻有幾張小床。
但那晚也許是我們睡在一塊兒的最後機會了。
天剛放亮，藍盔就來砰砰砰地敲門。
我還沒完全醒過來，伊麗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門口走去，一邊走一邊還在一絲不苟地裹纏腰布，四個男人猛地就沖了進來，把她掀到了牆邊。
隻有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雙碩大的黑眼睛瞅着那些人皮帶上的槍。
阿納托爾很平靜，但他看着我的時候，眼裡卻透着絕望。
他提到了幾個人名，讓我馬上去找他們，說是能幫我們安頓下來，但我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他還說了一個地址，似乎得打亂順序讀。
“孩子們……”我開口，卻不知道該怎麼說完這句話。
“孩子們愛你勝過愛自己的眼睛。
通往拯救的長木闆。
”
“他們是非洲人，永遠是。
你知道的。
”
“貝埃内，要對自己好點。
”
他就這麼走了。
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對自己好點。
活着，這項人人都要堅持下去的事業，現在殘酷得難以想象。
至少，我還知道他在哪兒，伊麗莎白說這是件幸事。
我沒法同意她。
他們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維爾，距利奧波德維爾南部約有一百公裡，去往那裡的路是這個國家最好的，最近獲得外援後剛剛重新鋪設：監獄顯然就有這麼重要。
我不得不奔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