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打聽消息。
我像隻順服的狗一樣帶着各種半透明的紙條從一個辦公室跑到另一個辦公室，最後總算見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後靠着，靴子翹在辦公桌上。
看見一個白人女性，他吃了一驚，摸不準是該恭敬還是蔑視，于是就在這兩種态度間不停切換。
他告訴我，我丈夫會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為止，時間為六個月到一年。
指控通常是叛國，也就是說反對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應是終身監禁，不過也有其他可能性。
“哈代營地。
”我說。
“艾貝亞營地。
”他糾正了我的錯誤，當然啦，哈代營地被正名了。
我很清楚千萬不能因為所謂的“其他可能性”而歡欣鼓舞。
哈代營地恰好也是盧蒙巴的關押地，在飛往加丹加的死亡之旅前，盧蒙巴在這牢裡差點被打死。
我不知道在擁有這段曆史的地方，我丈夫能得到什麼舒服的待遇。
我們認識的其他幾個人，包括阿納托爾在中學的一個同事，也是最近在哈代監獄被關了很長時間。
這種關押像是一種緩慢的處決，主要是通過讓囚犯挨餓。
我們的朋友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兩天才給一根香蕉。
大多數牢房都是單人囚室，沒燈光，沒管道，地闆上甚至連個洞都沒有，糞桶根本沒法清理。
那人告訴我，阿納托爾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監。
之後，能不能探監就要看是什麼樣的指控了。
我盯着端放于辦公桌上的空空的藍盔，又看了看我的這位指揮官絲毫未受保護的腦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讓他腦殼爆裂。
他對我再沒有什麼可說了，我便用最客氣的法語謝了謝他，然後離開了。
神啊，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我的心裡起了強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腦袋，令他惡臭的腦漿四濺于别人的後院。
至少他沒被铐在體育場底下，伊麗莎白一個勁兒地這麼說。
我想，即便是我那顆破碎的心，也會承認這是份好運。
我從未體會過此等孤獨。
孩子們當然很悲傷，但帕斯卡和帕特裡斯已經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馬上就是男子漢了，他們知道怎麼用男子漢的方式去處理這種事。
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卻安慰不了我。
我們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師帶着一家人剛搬走，去了安哥拉。
房子距市中心很遠，是通往内陸的公路兩旁為數不多的幾處居民點之一，所以我們至少還能因這裡鮮花盛開的樹木和可供栽種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
但我們離伊麗莎白和克裡斯蒂安卻遠了很多，而且她們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掃警察局及其附屬的政府倉庫，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這樣的慰藉。
即便是伊麗莎白，也不太能和我産生親人之間脾性相投的默契，她愛我，卻又覺得我難以理解、沒有女人味，說不定還會惹來麻煩。
如果家裡有人被判了叛國罪，她可能會受牽連，失去工作。
此前我從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賴阿納托爾。
在這兒，隻有他才能為我辯白，赦我的罪。
之前我從沒往這方面想過。
這麼多年來，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這棕色與黑色的土地上，我是個白人。
我是恩甘巴夫人。
我是個在集市上望水果價格興歎時讓人憐憫的人。
我是老招惹她們孩子的那幾個搗蛋鬼的母親。
我裹着纏腰布，庇蔭于阿納托爾時，似乎融入了這裡。
如今，沒有丈夫的我置身于這片新的鄰裡中間，我的皮膚便猶如赤裸的燈泡發出刺眼的光。
我的鄰居們唯唯諾諾，冷淡矜持。
日複一日，如果我想要問個路或聊聊天氣，他們就會緊張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語或法語回答我。
他們難道沒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語和他們交談的嗎？他們難道沒聽見我每天隔着籬笆呼喊自己的兒子時，那種日常而又母性的語調和這裡土生土長的賣魚婦别無二緻嗎？隻要一見到我的外國皮膚，他們的感官似乎就會凍結。
在當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裡，哪裡的談話就會驟停，一個安靜的氣泡與我如影随形。
附近的每個人都知道阿納托爾出了什麼事，我知道他們滿懷同情——他們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納托爾一半的勇氣，但評判他時，也得考慮到他有個蒼白皮膚的妻子。
對于外國人，他們隻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對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
我不可能像阿納托爾維護我一樣去改善他在他們眼中的地位。
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軟肋。
我會情不自禁地這樣自忖：如果不是為了我，他現在會在哪裡呢？仍在時時刻刻與災難共舞，這是肯定的；在我遇見他之前，他就是個革命者。
但也許不會被抓。
他不會兩次離開這個國家，就因為聽了我的懇求，說母親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