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極有可能都不會有護照，而他們就是那樣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樣的話，他的孩子們又會在哪裡呢？我們這些當母親的總是會讓問題回歸這裡。
他怎麼會為這段婚姻後悔呢？畢竟這婚姻将帕斯卡、帕特裡斯和馬丁·路德帶到了非洲大地上。
從長遠看，我們的結合對各自來說都充滿了艱難險阻，可哪種結合不是這樣呢？婚姻就是漫長的妥協與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煙波，總會有一種規劃被另一種吞沒，一雙車輪嘎吱響着，艱難向前。
可是，對這世界來說，比起我們各自度過的人生，我們共同的生活難道不是有着更豐富的意味嗎？
當孩子們不在家，孤獨讓我發狂時，我總是會用上面這些問題來使自己分心。
我試圖用回憶來填滿空間，試圖回憶他第一次抱着帕斯卡時臉上的表情。
我記得我們在各式各樣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樣的蚊帳下做愛；記得他的牙齒咬着我肩頭的肉，很輕很輕；記得孩子睡在我們邊上時，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讓我聲音小點。
我記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發間的氣味。
最後，我不得不來到外面，望着院子裡身形豐滿、羽毛駁雜的母雞們，試圖決定到底殺掉哪隻雞來當晚餐。
結果，我一隻都沒抓成，因為那樣的話，我的伴又會少一個。
抵禦心痛的方式就是盡量忙碌。
在滿屋子的錯誤中，至少要把某一個小角落的事情做對——這是我從阿納托爾那裡學來的。
也許也是從自己身上學來的吧，得益于我的雙親那樣怪異的組合。
但如今，我害怕我們已用盡了全部的可能性，卻還有許多的年月需要過下去。
我已聯系過了他建議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們，或去尋求幫助。
在幾次錯誤的嘗試之後，打亂了順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齊塞凱狄的副部長。
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幫助我們的政府部長，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裡的位子也岌岌可危。
當然，我也寫信給母親的朋友們了。
（就是“大聖國際”，蕾切爾說不定仍然這麼稱呼它。
）我懇求他們為阿納托爾的事發電報過來，他們全都同意了，電報會像雪片似的抵達。
如果能讓蒙博托覺得尴尬，那對他的判決就有機會從無期減至五年，或者更少。
與此同時，母親也正在籌錢，以用作賄金，好給他弄點吃的，以保證“五年”刑期不會到頭來就相當于“無期”。
等到錢湊齊後，我就跑到各個政府部門，看賄金該往哪兒塞。
我又是上訪又是寫信，直到他們全都熟悉了我這張臉，不想再見到它為止。
我已經盡己所能了，而現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
等孩子們都睡了以後，我便在台燈下給阿納托爾寫短信，簡短地說一下孩子們的情況和我們的健康狀況。
再給艾達寫長信，說說我現在真實的境遇。
或許他們誰都收不到我的信，但我需要的是寫信本身，我需要盡情地傾訴。
我告訴艾達自己有多悲哀，我寫得如戲劇般跌宕起伏。
也許，讓這些話悶在一大堆信件裡，無法寄達最好。
我現在挺羨慕艾達，無牽無挂，也就不用撕心裂肺。
她不需要孩子往她腿上攀爬，也不需要丈夫親吻她的額頭。
沒有這一切，她會安然自若。
而蕾切爾，卻似撒鹽罐一般，情緒起起落落。
這就是生活。
有時候，我想起我們的嫁妝箱，就不由得想笑，因為它們簡直是一語成谶。
當年蕾切爾瘋了似的加班加點地往裡塞東西，預示了她的婚姻軌迹，雖非以質見長，但在數量上勝出。
露絲·梅終生免做。
我剛開始做桌布時雖勉勉強強，但最終全情投入。
而艾達，她在餐巾上編織了黑邊，又将之随風抛走了。
但我們最後全都将自己的靈與肉以各種方式留在了非洲，甚至艾達也是，她成了熱帶流行病學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專家。
我們每個人都将自己的心埋進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塵土裡，我們都是這兒的共謀者。
我的意思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僅僅是我們家。
所以，你現在怎麼辦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把心挖出來，将它抖摟幹淨，再次把它舉到光亮處看一看。
“要對自己好點。
”他在我耳邊輕聲說道。
我就問他，那怎麼可能呢？我在椅子上像嬰兒一般來回搖晃着，渴望太多不可能的東西：正義，寬恕，贖罪。
我渴望自己這副纖瘦的身子再也不要承受這兒的所有傷痛。
但我也想堅持下來，去繼續感受苦難之地的痛苦。
我想要屬于某個地方，真是該死。
我想要将百年的戰争從這身白皮膚上抹除，直到蹤迹全無，如此，我才能像鄰居們那樣，裸露着肌腱和骨頭，走到他們中間去。
最重要的是，我的白皮膚渴望着，被這地球上我所知的唯一一個已原諒了它的男人撫摸、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