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終于掙脫了葡萄牙，獲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鑽石礦和油井。
安哥拉人的産業不會賄賂給外國人，也不會用來建造什麼帶護城河的城堡，他們的孩子很有可能會種上疫苗，學習讀書寫字。
當然，他們至今仍是一窮二白。
他們為了保住鑽石和石油，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
一開始，我們誰都沒預料到事情會那樣發展，尤其是内圖，他是個年輕的醫生和詩人，隻是想讓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惡疾和低人一等的尊嚴的傷害。
他去美國尋求幫助，卻吃了閉門羹。
于是，他回到國内，設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打倒葡萄牙人的統治，創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
然後，他便受到了來自美國的若幹關注。
目前，他成了共産主義惡魔。
十年前，當阿納托爾收到蓋有獨立安哥拉總統的新刻官印的第一封信時，美夢似乎是可以成真的。
在承受了六百年的内部紛争和葡萄牙數個世紀的惡劣行徑之後，安哥拉的敵對部族之間終于同意息争。
在這個完全擺脫了外國人統治的非洲國家裡，阿戈什蒂紐·内圖當上了總統。
就在那一天，我們差點就打包上路了。
我們急切地想讓兒子們生活在一個就算沒吃沒喝也至少能品味到希望的地方。
但和平協議簽署尚不到兩個禮拜，美國就公然違反。
他們向一名反對黨領袖空運了大量槍支，因後者發誓定要親手殺死内圖。
聽到這個消息的那天，我坐在廚房裡哭了，羞恥和狂怒徹底擊倒了我。
帕特裡斯走進來，在我椅子邊上坐了下來，輕輕拍着我的腿，顯現出小男孩的那種莊重堅韌的品性。
“媽媽，媽媽，别哭了。
那不是外婆的錯，媽媽。
”他甚至根本就沒把我和寡廉鮮恥的美國聯系到一起；他以為我是在生母親和艾達的氣。
他仰起窄窄的小臉蛋，眨巴着杏仁般的眼眸，看着我，目中的意蘊與他父親好多好多年以前說的那句話如出一轍：“和你無關，貝埃内。
”
但如果和我無關，那又是和誰有關呢？究竟要過多少代人，我們才能無需被自己的孩子寬恕呢？謀殺盧蒙巴，讓蒙博托掌權，讓這一切在安哥拉重演——這仿佛隻是大人之間的陰謀詭計，但其實是大人對兒童的背叛。
阿納托爾最近告訴我，美國足足花了三千萬美元，就是要使安哥拉喪失主權。
這筆錢中的每一個子兒必定都來自某個人，男人或女人。
怎麼會這樣呢？我想，他們大概認為這不過是場生意。
需要武器，需要塑性炸藥和地雷來幹這個活。
也有可能是，他們認為這場生意會解決掉想象中的恐怖。
伯利恒的家庭婦女們不知為何已認定，千裡之外黑皮膚的共産主義惡魔會将她們斑斓的客廳炸飛一角。
但從談判破裂、内圖拼命尋求幫助，而回應他的隻有古巴人來看，所謂的恐怖到底能給她們帶去多大威脅呢？我們歡呼雀躍，孩子們、阿納托爾，還有鄰居們都在院子裡又跳又叫——因為當時收音機裡說飛機已經飛抵羅安達。
機上有教師和護士，還帶了整箱整箱的天花疫苗。
我們幻想着他們能解救安哥拉于水火之中，再沿着剛果河向上遊進發，給我們所有人都種上疫苗！
蕾切爾說我已經被共産主義的陰謀詭計洗了腦，她說得絲毫沒錯。
我已被争取到了學校老師和護士這一邊，再也不會向塑性炸藥效忠了。
我所認定的祖國，根本不會去炸毀苦苦掙紮着的遙遠國度裡的水電站大壩和輸水管道；不會為了讓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而制造黑暗籠罩、痢疾肆虐的局面；也不會在安哥拉的每一條路上埋下地雷，而正是那一條條小路将每一個饑餓的孩子與食物連接在了一起。
我們提心吊膽地注視着這場戰争，心裡很清楚會失去什麼。
又一個剛果。
又一次喪失機會，那機會猶如被毒藥污染的水在非洲的地下流淌，讓我們的靈魂握成了拳頭。
但安哥拉仍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于是我們傾心于它，期待着。
可随後積累起的過去日益沉重，我們的未來也日益窄縮，成了門上的一條裂縫。
我們踏着邊界而居，如履薄冰，攜帶着一切可能用得上的東西，等待着最終的宿命在我們周圍彙聚。
我們有在金沙薩弄到的小床、桌子和椅子，有從比柯基弄來的農業書和教學工具，有從基蘭加搶救出來的那隻裝着我的娘家珍貴物品的老箱子。
阿納托爾甚至還保存着我送給他當結婚禮物的那隻畫在葫蘆上的地球儀，是修女們做九日禱的時候我親手畫上去的。
她們的圖書館很有意思，藏有聖埃克蘇佩裡的書，但像世界地圖冊這般世俗的書卻一本都沒有，所以我得靠記憶畫出來。
後來，兒子們把它拿了過去，像看手相的算命先生一樣，想通過河流的長度和弧度來預測這個世界的命運。
地球儀躲過了濕氣，也沒有因我們東奔西跑而丢失，簡直是個奇迹；隻是各個大洋上都出現了灰色的黴斑，仿佛莫名現身的群島。
阿納托爾把它當寶貝，沒想到我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