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第一個告訴他這個世界長什麼樣的人。
隻是每當我看到他桌子上的地球儀時，就會為自己十八歲時忽視的東西震驚不已。
比如，裡海、烏拉爾山、巴爾幹半島、比利牛斯山——整座山脈皆因我的疏忽而消失不見了。
但相比于歐洲和美洲，剛果的形狀和大小卻完全正确。
我猜，當時我應該已經想要公平地對待非洲了吧。
我們全都沒變，還像小孩子，心裡藏着秘密的計劃，甚至對自己都不言不語。
我想阿納托爾的計劃就是要比蒙博托活得長，再回到這兒來。
到時，我們就能站在這片土地上，把她稱作我們的“家園”，而不用讓自己的舌頭品嘗到金葉枝形吊燈和饑餓那火燒火燎的滋味。
而我的計劃呢，我想就是有朝一日出門的時候，不會再帶着白色的标記；能和露絲·梅一起走在慈悲為懷的地球上，心中毫無怨恨。
也許，我永遠無法掙脫拼命尋求平衡的努力，永遠相信終有一天生活将變得公正。
到那一刻，我們就能徹底掃淨這一切因暫時誤入歧途而引發的錯誤了。
就像我從未能擺脫的瘧疾一樣，這信念流淌在我的血液裡。
我期待善有善報，等待着懲罰之斧落到邪惡的頭上，盡管這麼多年來，我始終在這惡得善報、善無善終的搖籃裡晃晃悠悠。
可就在我開始厭倦生活如今的面目時，我會倏然間從高燒中清醒過來，環顧這世界，因自己需要矯正如此多的錯誤而倒吸一口涼氣。
我想我一度太愛父親了，竟至于無可避免地承襲了一部分他的幻想。
不過，練習和鄰居們講一種語調豐富的語言，弱化了他在我耳中的嗓音。
如今我能聽見，在對與錯這兩個詞的表面之下，有許多潛在的含義在低聲吟唱。
我們以前常被剛果語弄得困惑不已，每個詞都有太多不同的意思：班加拉，既可解釋為極其珍貴之物，也是讓人極難忍受之物，還是毒木。
就是這個詞，每次都使父親的布道詞面目全非，因為他結束布道時總是高喊道：“塔塔·耶稣是班加拉！”
回首當年，蕾切爾總會随心所欲地給詞語憑空加上新含義；露絲·梅會自己造詞；我和艾達則總想搞明白，為何每一件我們自以為了解其意思的東西，到了非洲卻有截然不同的含義。
讓我們大惑不解的有恩佐羅——它能指代的有：最親愛的、用作魚餌的白色蛆蟲、可治療痢疾的某樣特定膜拜物，還有小土豆。
恩佐勒則是兩倍大小的纏腰布，一次可裹住兩個人。
最後，我終于發現了這些事物間的關聯。
在婚禮上，丈夫和妻子會被恩佐勒緊緊綁在一起，相擁成為彼此最珍愛的人：恩佐拉尼。
這就像當季的第一批土豆那樣珍貴，這些土豆小巧而甘甜，堪比佐治亞州的花生。
泥土裡出現的極肥的蛆蟲亦如此珍貴，因其能用來捕獲很大的魚。
可治愈痢疾的那種最受母親們珍視的膜拜物，則從恩佐羅這個詞代表的所有東西裡都各取了一點兒：你必須把蛆蟲和土豆挖出來，曬幹，用你的婚紗——那超大纏腰布上的線把它們綁在一起，再讓恩甘噶巫醫把它們放到火裡燒，以示祝福。
唯有用到生命裡最珍貴的東西，才能保護你的孩子——對此，我深信不疑。
我的每一個膚色棕褐似花生的孩子，我都喚作“我的恩佐拉尼”。
這麼說出來的時候，我的口中還能咂摸出魚、火堆和新挖土豆的滋味。
如今，舍此不會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每一件你認定正确的事，換到另一個地方，都可能是錯的。
尤其是在這兒。
”我在竈間裡煮尿布，和不在場的蕾切爾進行想象中的争論時，就經常這麼說。
（這其實和同蕾切爾本人争論無甚區别。
）她又說起了共産主義威脅論。
我走到屋外倒水，向鄰居揮了揮手，他們正在用汽車的輪毂蓋煮花生。
我和阿納托爾隻要一聽到汽車駛來的聲音，就會心慌，說不定那就是藍盔的黑色奔馳，蒙博托的這些左膀右臂前來奪走我們那本就少得可憐的收成，讓它們變成另一座宮殿的磚瓦。
然後，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曾就共産主義這一概念磕磕巴巴地向阿納托爾做出解釋：他們不怕主，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有一模一樣的房子。
從我所站之處，姐姐，實難設想所謂威脅究竟有多嚴重。
我住在一棟小之又小的房子裡，擠滿了孩子、土豆、膜拜物，還有科學書、一件婚紗、一個快要散架的地球儀、一隻塞滿回憶的古舊皮箱——往昔日益堆砌，将我們日漸狹窄的未來擠得幾無容身之地。
我們的等待已近尾聲。
十年，堪稱奇迹，但美國人在安哥拉正在失勢。
他們埋下的地雷至今仍遍布這個國家，每天都會奪走一個孩子的大腿或者胳膊。
我很清楚，如果我們走在這條路上，可能會有什麼事落到我們頭上。
但在夢裡，我仍懷抱希望，而在生活中，我已無法全身而退。
就算我不得不單腳跳完全程，媽的，我還是要找到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