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
蟾蜍會見光而死！艾米莉警告過我們，那時她正從拉下的窗簾的縫隙往街上瞧。
死亡乃是蟾蜍和人類的共同權利，又何必大搖大擺呢？
醫學院的同事指責我憤世嫉俗，但他們什麼都不懂。
我就是個樹林裡的嬰兒，被丢棄在了樹下。
在我宣誓要維護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那天，我脖子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隻等着雷電大作。
我是何人，竟敢在這些打着領結的年輕人中間平靜地宣誓，要從大自然的口中竊取生命，而每次竊來的都是一半的生存概率和一張支票？那個誓言連同聽診器一道在我脖子上晃悠，哪怕一刻都未讓我安生過。
我無法接受這份契約：說什麼這地球上每個生而為人的小生命，小拳頭裡都緊緊攥着健康強壯以及長命百歲的保證。
失去生命自然是不受歡迎的事。
是不道德嗎？我不知道。
或許這得取決于你在哪兒，又是什麼樣的死亡。
在這裡，我們坐于一堆堆剩餘的蛋白質中間，将之壓入蛋糕，給寵物吃，因寵物會幫我們的忙，寸步不離地守衛着我們空蕩蕩的椅子。
在這裡，我們付錢給健康規劃師和健身操教練，好讓他們助我們減肥。
由此可見，在這裡讓孩子因饑餓而死是不道德的。
但這裡隻不過是一個地方而已，而我恐怕已經見識了一個世界。
世界承載人類的能力極其有限。
曆史讓萬事萬物都保持着平衡，比如宏願和短壽。
當阿爾伯特·史懷哲步入叢林時，還真有他的，竟然帶來了抗菌藥劑和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嶄新的信念：沒有一個人應該早死。
他想拯救每一個孩子，認為當時的非洲應該學習如何少生孩子。
但那些家庭百萬年來都生九個孩子，就為了養活其中一個，讓他們不生九個是根本辦不到的。
文化是一張彈弓，靠往昔的力量彈射。
當皮帶彈動時，往前飛去的不會是什麼計劃生育，而是孩子硬邦邦的小腦袋瓜。
人口過剩毀掉了非洲四分之三的森林，引發了幹旱、饑荒，很有可能還會滅絕孩子們和動物園最珍視的所有動物。
對資源的搶奪日益加劇，新部落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急不可耐地彼此殺戮。
被疫苗和食物拯救的每一個生命，都要麼殁于饑馑，要麼死于戰争。
可憐的非洲，遭受着前來竊取和帶來善意的外國人的雙重侵襲，沒有哪一個大陸領受過如此難以言喻的奇異合力。
出于對魔鬼和非洲的同情，我離開了治病療傷的行業，成了一名巫醫。
我的教堂就是剛果東部邊界沿線的東非大裂谷，我不是真的在那兒，隻是在研究會衆。
我信仰的故事是：在上帝還是個孩童的時候，大裂谷支起了一隻盛着一點點必需品的大鍋，從裡面走出了第一批靠雙腿行走的直立人。
雙手被解放出來後，他們便拿起了工具，到灌木叢裡給自己尋找吃食，尋找遮風擋雨的地方，并發展出有關對錯的精深造詣。
他們發明了伏都，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宗教。
他們的栖居地和食物鍊中的動植物令他們最感親切。
萬事萬物，無論死活，他們都會膜拜，因為伏都将死亡擁為伴侶，而非敵人。
它尊崇的乃是喪失與拯救之間的平衡。
這就是内爾森和我在雞舍裡鏟雞糞時，曾想解釋給我聽的東西。
我沒法理解蒙圖如何能夠既指活人又指死人時，内爾森隻是聳了聳肩，“就是在這兒的一切”。
那麼，上帝就是一切。
上帝是病毒。
當你得了感冒，就要這樣相信。
你也要相信，上帝是螞蟻。
因為在群體層面，行軍蟻擁有聖經中的瘟疫那樣的規模和影響。
它們成排穿越森林和峽谷，寬數百米，長達數英裡，肆虐整個非洲。
攜走動物和植物，留下礦物質。
我們在基蘭加得到的教訓就是：躲到一邊，并因房間得到清掃而感謝上帝。
幾天後，這黑壓壓的隊伍便揚長而去——那些螞蟻無法停下腳步。
你回去後，發現自己的房子被梳理得纖塵不染，變質的面包屑不見了，床上的跳蚤全沒了，林地裡的糞便蹤迹全無，雞舍裡的雞螨也全軍覆沒。
要是碰巧搖籃裡的小嬰兒沒被抱走，或籠子裡的花豹沒被放出來，那就隻餘下一副骨架，連骨髓都被舔得幹幹淨淨。
但對那些早已做好準備退避三舍的人而言，這些螞蟻還真有用。
喪失與拯救。
非洲淨化自身的方式何止千種。
行軍蟻、埃博拉病毒、艾滋病——這些都是大自然發明的一把把掃帚，能将一小塊空地清掃得幹幹淨淨。
但它們誰也無法單憑自身的力量渡過一條河。
它們也都無法在其宿主死亡後繼續存活。
你會發現，将我們消滅殆盡的人類寄生蟲很快就會安息于人類的墓地。
于是，獵食者與獵物之間的競争仍舊難分勝負。
青少年時期，在醫學圖書館研讀非洲寄生蟲學著作時，我被紮根于人體的那些生物的陣容吓得不輕。
我到現在仍心有餘悸，但對它們又産生了些夥伴般的欣賞感。
那時候我仍有點驚駭，上帝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