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四十五年以來最嚴寒的冬天。
英格蘭的鄉村被大雪阻隔在外，泰晤士河也封凍了起來。
有一天，從格拉斯哥到倫敦的火車足足晚了二十四小時才抵達。
積雪再加上燈火管制，使開車變成一件分外危險的事。
車禍倍增，人們開玩笑說，夜間在皮卡迪利大街開車，比開坦克越過齊格飛防線[2]還要危險。
後來，春天到來了，天氣晴朗了。
防空氣球在蔚藍的晴空裡随風飄動，威風凜凜；休假的士兵和身着無袖襯衫的姑娘，在倫敦的街頭打情罵俏。
倫敦看上去一點也不像一個處于戰争狀态的國家的首都。
迹象自然還是有的,亨利?費伯騎着自行車從滑鐵盧車站向海格特返回時，就注意到了那些戰時迹象：重要的公共建築外面都堆放着沙袋；郊區住宅的庭院中修起了安德森式掩體[3]；到處都是勸導民衆疏散到鄉間和空襲須知一類的大型告示牌。
費伯細心觀察着這類迹象——比一個一般的鐵路職員要留心和仔細得多。
他看到公園中成群的孩子，就得出結論：疏散宣傳沒有成功。
他默數着街上行駛的汽車的數量，暗讀着汽車制造商宣布的新型号。
他深知夜班工人魚貫湧進工廠的現象意味着什麼，僅僅數月之前，工廠裡連白天班都沒有足夠的工作可幹。
但更令費伯全神貫注的是，軍隊沿英國鐵路網調動的情形，全部鐵路動向的報表都要經過他的辦公室，他從這些報表中可以獲得相當多的訊息。
就拿今天來說，一大堆須經由他加蓋橡皮印章的報表使他确信，一支新的遠征軍正在集結。
他敢肯定，那支大軍不下十萬人馬，去向是芬蘭。
不錯，在倫敦，戰争的迹象是有的；但這裡也同時存在着一些似乎是在開戰争玩笑的景象：廣播電台對戰時規定的繁文缛節冷嘲熱諷；人們在防空洞裡舉行合唱；時髦女郎把防毒面具放在名牌服飾公司的手提袋裡逛街。
人們在談論這場令人生厭的戰争時，既誇大其詞，又輕描淡寫，仿佛在讨論一場電影。
所有的空襲警報，毫無例外全是虛驚一場。
費伯對這場戰争持不同觀點——不過那是當然，因為他是個不同類型的人。
他把自行車騎進了阿奇威路，因為是上坡，他把身體稍向前傾，兩條腿不知疲乏地蹬踏着，如同火車頭的活塞。
就一個三十九歲的人來說，他算是相當健壯。
隻不過這個年齡是虛報的：為了小心起見，他在大多數事情上都不說實話。
他爬上斜坡，到達海格特時，已經大汗淋漓。
他住的房子是倫敦地勢最高的建築物之一，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選擇住在這裡。
他住的是一棟維多利亞式的磚房，位于一排六棟最後面的一棟。
每一棟樓都是三層，外加地下室，那兒有一道專供仆人出入的門——十九世紀英國的中産階級堅持要開這樣一道門，盡管他們并沒有仆人。
費伯對英國人裝腔作勢的那一套嗤之以鼻。
六号樓的主人原先是哈羅德?加頓，但他開的那家小公司——加頓茶葉暨咖啡公司——在經濟大蕭條的年代破了産。
以加頓先生的做人準則來說，欠債不還錢乃是一條十惡不赦的大罪，所以他破産後别無選擇，隻有自殺一途。
這棟房子是他留給他太太的唯一遺産，加頓太太也隻能靠着收房租度日。
她雖然樂于當房東，但按照她所處的社會地位的要求，還是不得不裝出一副引以為恥的樣子。
費伯租下了位于頂層的房間，屋頂有扇天窗。
周一至周五他都會住在這裡。
他告訴加頓太太，周末他要去厄立特陪伴母親。
其實，他在布萊克希斯另外租了個住處。
在那兒的女房東的認知裡，他叫做貝克先生，是一家文具制造商的流動推銷員，一周五天都要在路上奔波。
他蹬車騎上花園的小徑，高大的前窗似是在不痛快地皺着眉。
他把車子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