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裡曼從丘吉爾的地下指揮部出來時，感到精力充沛，決心百倍。
當他後來回想起來時，又覺得不自在。
鼓勵士氣的講話通常隻對普通士兵有效，很少會對知識分子起作用。
但現在，盡管高德裡曼明明知道丘吉爾的表演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講話的抑揚頓挫都像交響樂一樣，是在事前安排好的，然而，對他還居然起了作用，就好像他是中學闆球隊隊長，在賽前最後一分鐘聆聽教練的告誡一般，這可真是不可思議。
他回到辦公室，抓耳撓腮地想做點什麼。
他把雨傘放進傘架，把濕淋淋的雨衣挂好，在櫥櫃門裡的鏡子中照了照自己。
毫無疑問，自從他成了一名英國反間諜人員以來，臉上發生了一些變化。
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些一九三七年拍的照片，那是在牛津的一個研究班上和學生們的合影。
當年他的樣子比現在看起來還要老：臉色蒼白，頭發稀疏，胡茬不淨，還穿着退休的人那種不合身的衣服。
如今稀疏的頭發已經不見：中間秃了頭，隻像修道士似的還有一圈頭發。
現在他的衣着不像教授，倒像個企業家。
雖說可能是他的想象，但依他看，他的下巴變得更堅定了，雙眼益發炯炯有神，而且更認真地刮臉了。
他坐到辦公桌後，點燃一支煙。
新添的這習慣并不好，引得他常咳嗽，他本想戒掉，卻發現已經上瘾。
在戰時的英國，幾乎人手一根香煙，包括一些婦女在内。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她們正做着男人的工作，添些男人的壞習慣也是理所當然。
他吸了一口香煙，嗓子發癢，便咳嗽起來。
他在一個充當煙灰缸的壺蓋裡把煙掐滅了。
他回想着與丘吉爾的會面。
麻煩在于，他所收到的激勵是要他去做一件不大可能的事，而那番激勵又沒有給他任何具體的啟發。
他回想起他寫過的一篇論文，研究的是一個名叫托馬斯的中世紀苦行僧。
當時，高德裡曼為自己選定了一個重要性不大卻十分棘手的研究課題：搞清楚那位修道士一段為期五年的旅行的行程。
在這五年間，托馬斯有八個月行蹤不明，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坎特伯雷，高德裡曼也定不下來，這對全篇論文的價值影響極大。
他所使用的資料根本沒有這些記載。
如果那位修道士的行止沒有記載，那就無法發現他在哪裡，事情就是這樣。
高德裡曼當時年輕氣盛，不肯相信就是沒有記載，于是，他從一個假定出發：托馬斯既沒在巴黎也沒在坎特伯雷，那他就一定在兩地之間的途中。
經過锲而不舍的搜尋，他最後終于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館的航海記錄中發現，托馬斯登上了一艘駛往多佛的船，而那艘船被風吹離了航線，最終在愛爾蘭海岸沉沒。
這篇曆史研究的論文使高德裡曼得以升等為教授。
高德裡曼心想，自己也許可以将這種思維方式用于搜尋費伯。
十分可能，費伯已經淹死。
不然，他此刻大概也已經在德國了。
這兩種可能性都是令高德裡曼無計可施的，因此應不予考慮。
他應該假定費伯還活着，而且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