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灰暗、沮喪、表熱内冷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有幸讀到了法拉奇的長篇紀實小說《男子漢》。
當時，該書的漢譯在中國先後出了四五個版本，我讀的是外研社版，在印象中，這是最好的一個版本。
從此，我就喜歡上了法拉奇及她的所有作品。
初讀《男子漢》給我内心的震動是巨大的，就像我初讀普拉斯一樣，它們給我心靈的沖擊總是讓人難以忘懷。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中國讀者更需要去讀法拉奇與普拉斯，而不是那些更為權威、更具知名度的杜拉斯、喬治·桑，甚至波伏瓦、伍爾夫們。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法拉奇與普拉斯連同她們的輝煌作品一起構成了20世紀女性文壇的一種奇迹、一個異象、一座豐碑。
那是人類靈魂視界至高點上的一道灼人的風景。
我相信，随着歲月的流逝與人世的沉浮，這一風景仍會在一種迷懵的氛圍中散發出一種耀眼的光芒，重新去洗滌着人們對于過去苦難與悲壯經曆的回憶，重新去激發起人們對于未來美好與公正生活的企盼。
在我看來，法拉奇與普拉斯是人類精神天空中兩顆閃耀的明星。
無疑，她們已成為某種重要的尺度，某種珍貴的參照，和某種讓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啟示性警醒。
普拉斯深入靈魂，行走在人類感情的刀鋒上，以詩歌的全部力量表達了人之現實生活的極度恐怖與絕望，以其自身的死來向世人展示何為真正的生；法拉奇植根于現實，穿梭于人類敵對行為的硝煙之間，以“新聞”的犀利手法傳達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與起伏跌宕，以其頑強的生來向世人說明何為真正的死。
兩者殊途同歸，就其對生之絕望的抒發與生之公正的呼喚而言，兩者都達到了一種極緻，抵達了一種無法逾越的高度。
法拉奇在中國的知識界一直都有極高的聲譽。
這從以下這個事例中可以得到證明。
1993年法拉奇來到中國，在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講。
乘公共汽車前往聽講的學生不顧主辦單位的反對，把整個演講大廳及其走廊都擠得水洩不通，場面甚是火爆和狂熱。
在演講結束後的提問時間裡，一名意大利語專業的學生站起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