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來問問題的，因為我從學會閱讀起就一直讀您的書，我已經知道您的答案了。
我到這裡來是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學向您表示感謝……我感謝您，我們感謝您，因為通過您的作品，您教給了我們兩件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勇氣與自由……請您不要死……我們非常需要您。
”
盡管在一部分中國的女性讀者中，法拉奇顯得有些“怪異”，因為她早年就發誓不結婚、不生孩子，從事的還是連男人們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新聞事業，但在中國真正的知識界，法拉奇還是被人敬重有加的。
這倒主要不是因為她的作品多次獲獎（《空話與祈禱》獲意大利班卡瑞拉獎，《男子漢》獲維萊吉奧獎，《印沙安拉》獲海明威獎和國際安提伯斯獎，有關海灣戰争的報道獲麥西納最佳新聞報道獎等），也不是因為如她的傳記作家聖·阿裡科所說，她取得了一般的新聞工作者用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也不能完成的新聞業績。
她之所以受敬重，尤其在第三世界及發展中國家中，主要是因為她已成為一種象征，一種反對暴政和人類邪惡勢力的象征，是因為她的作品與她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她始終在身體力行自己的信仰。
無論在越南戰争、海灣戰争，還是在對卡紮菲、霍梅尼、基辛格、鄧小平等人的采訪中，我們都能極其強烈地感受到法拉奇其人及其信仰的内在魅力。
我想，如果我們能有機會去細細品讀法拉奇的作品（尤其是《男子漢》《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印沙安拉》及《風雲人物采訪記》中的優秀篇章）的話，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會被其作品透露出來的那種激情、真誠與正義感的力量所感動。
法拉奇無愧為一個用自身的生命來寫作的人，她作品中所散發出來的那種反暴政的傾向，以及對社會公正的強烈呼喚，是當代同類作品中少有能比拟的。
如果說“神話就是與某種儀式聯系在一起的叙事故事”的話，那麼，法拉奇已不僅僅構成一種現象，還成為一種當代神話。
她運用文學化的新聞工作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并把她本人的一切思想與力量均突顯在作品中。
她帶有儀式性質的慣常行為，使我們能夠發現她、觀察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