懇求她采納我的建議。
這讓我相信，她根本不打算履行作為一個母親的責任，她壓根兒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母親。
而且，她老是打電話來，說她很好，沒有理由把她拴在床上，她還有工作，必須起來上班。
我再見到她的那天上午，她滿臉不高興。
就在那天的檢查中，我愈加懷疑了；我發現，這個女人正在預謀犯罪。
不論從解剖學還是生理學方面，都無法解釋她的懷孕會如此痛苦。
這類腹痛隻可能是由于心理原因，也就是說是故意引起的。
我詢問了她。
她直截了當地承認，她有許多焦慮。
她也暗示她有些悲傷，這無須我去費力揭露，因為她的悲傷明顯源于懷孕。
最後，我問她是不是真想要這個孩子，我還告訴她，有時僅憑着思想也能殺人，她最好化焦躁為平靜。
她勃然大怒，說這絕不可能，正如眼睛的顔色不可能改變一樣。
幾天後她又回來了。
她恢複了她正常的生活，而情形更糟了。
我讓她住進醫院，靜養了一周，靠藥物控制住她的精神狀态。
”
“女士們、先生們，現在，我們來談談犯罪的問題。
不過在此之前，請允許我說：假設你們當中有人身患重病，急需一種特殊的藥品，而藥品近在咫尺。
隻需舉手之勞，有人把它遞給你，你就得救了。
要是有這麼一個人，他沒有把那藥遞給你，而是倒掉它，再換上一瓶毒藥，你會怎麼看待這人呢？精神錯亂？心腸惡毒？見死不救？啊不，這太溫和了。
我呢，我稱之為殺人犯！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毫無疑問，那孩子是病了，而唾手可得的藥物便是靜養。
可這個女人不僅拒絕使用它，反而下了一劑長途奔波的毒藥，哪怕是十分順利的懷孕也會承受不了這樣的傷害。
不停地乘飛機、開車，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想想看，全程就她孤身一人。
我懇求過她。
我對她解釋，那時她的孩子已不再隻是一個細胞的增殖體，而是一個活鮮鮮的胎兒了。
我警告過她，那樣會緻它于死命的。
她冷酷無情地拒絕接受我的意見。
她簽字表示願意承擔一切責任。
她走了。
她殺死了它。
當然啦，如果我們身處依據成文法律審判的法庭，我大概無法認定她有罪。
她沒有使過探針，沒有服用過什麼藥品，也沒有做過手術。
按照法律條文，這個女人将被免予起訴，因為不存在此類犯罪行為。
可我們是一個生命陪審團，女士們、先生們，我謹以生命的名義告訴大家，她的行為比使用探針、藥物及流産手術要惡劣得多。
因為她僞善、怯懦，還不冒任何法律風險。
”
“我十分樂意找到一些可以減輕罪行的情況并适當地寬恕她。
然而我既沒有發現什麼減輕罪行的情況，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赦免她的罪。
她是不是因為生活窘迫，養不起孩子呢？完全不是。
她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那麼，會不會是因為生下一個私生子，将遭到社會迫害，所以她不得不維護自己的名譽呢？也不是。
她所屬的文化群體不僅不會排擠她，反而會把她當作一位女英雄；況且，無論如何，她從來就不受社會準則的約束。
她抛棄了上帝、祖國、家庭、婚姻，抛棄了一切人類與其他人在社會中共同生活時所需遵守的原則。
她的罪行無法寬恕，因為她是以某種自由的名義犯罪的：一種不顧他人及其權利的個人的、自私的自由。
我使用了‘權利’這個詞兒。
我之所以使用它，是為了防止有人提出安樂死的說法，也是為了堵住你們的反駁，似乎讓這孩子死掉，恰恰是她在行使她的權利：為社會免去撫養一個病弱的，也就是有缺陷的人的負擔。
我們無法想當然地判定誰有缺陷誰沒有。
荷馬是瞎子，萊奧帕爾迪是個駝背。
假如當初斯巴達人把他們從岩石上摔下來，假如當初他們的母親把他們打掉的話，今天的人類肯定更加可憐。
我絕不認同一位奧運會冠軍比一位跛腳詩人價值更高的理論。
至于說到為保護一位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