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
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
最初的靈感産生帶有一些偶然。
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讨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争中度過。
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曆過戰争，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文革"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争反映曆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說："我們可以通過别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
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
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制曆史，那是曆史學家的任。
小說家寫戰争——人類曆史進程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争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争中的變。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曆過戰争的人，也可以寫戰。
"
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嗤之以。
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說我是碟子裡紮猛子不知道深。
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好幾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懸崖。
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确，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争小。
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
我發現"文革"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争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是再現戰争過。
一部小說，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注重的是戰争過程，而且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标準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現了戰争的過。
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曆過戰争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
我認為，戰争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
譬如前蘇聯的著名電影《第四十一》，寫了一個苦大仇深的紅軍女戰士，在親手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軍之後，擔任了一次押送俘虜的任。
在執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