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諾親自監督攝影的全過程，照片出版前也會拿給她和她母親過目。
他在業務部給她母親安排了工作，說題圖也不會寫查蘭琳的真名。
他會給她另取名叫“珍妮·皮爾格林”[皮爾格林（Pilgrim），意為“朝聖者”。
]，微妙地諷刺了五月花号上把清教帶進美國的朝聖先民。
在7月号她的照片介紹裡，海夫納寫道：“可能有很多人認為，貌美如花的當月玩伴隻存在于遙遠的世界。
其實，有潛質的玩伴女郎就在你身邊：辦公室新來的秘書，昨天吃午飯時坐在你對面、眼神迷離的美女，你常去的店裡賣襯衫和領帶的姑娘。
7月小姐就是我們發行部的員工，處理着訂單、續期合同和過期刊物訂單。
她的名字是珍妮·皮爾格林，業務過硬，長得也漂亮。
珍妮以前從沒做過職業模特，但我們覺得她完全能和最棒的玩伴女郎相媲美。
”
中心插頁上，她坐在卧室的櫃子上，長睡衣敞着，露着粉色乳頭的豐滿胸部，背景裡有個男人站在焦點之外，背對着鏡頭，穿着晚禮服，拿着高頂禮帽。
他就是休·海夫納。
珍妮·皮爾格林的首次出鏡收到了數百封贊許的讀者來信，很快海夫納又開始慫恿她為下一期聖誕号拍照。
她這次有點猶豫，因為她的親戚看了雜志後表示很難堪，而且她自己也因為某些來信裡陌生人的親近口氣覺得有些惴惴不安。
但她抗拒不了海夫納的魅力和口才，被說服再次出鏡。
這次海夫納讓她站在聖誕樹下，給她裸露的身體點綴上閃光的珠寶，肩上松松地圍上白色貂皮披肩，強調出胸部的輪廓。
他還登了幾張抓拍的黑白照片，是她獨自一人在公寓裡休息，聽着弗蘭克·辛納屈的唱片、讀着《瑪喬麗晨星》[《瑪喬麗晨星》（MarjorieMorningstar），赫爾曼·沃克（HermanWouk，1915-）1955年創作的小說，主人公是個想當演員的女人。
]、正要脫衣服睡覺的樣子。
海夫納在說明文字裡還寫，珍妮·皮爾格林喜歡穿男人的睡衣——不過隻穿上半身，褲子都扔掉了。
這一期出版之後，雜志社收到若幹件男性讀者寄來的睡衣上半身，想換珍妮不要的睡褲，還有各種模特、電視節目和百老彙演出的機會來找她。
不過她選擇留在《花花公子》。
于是1957年，很大程度因為她做的推廣宣傳活動，雜志印數從60萬份增加到90萬份。
作為《花花公子》銷售噱頭的一部分，她給每個花150美元終生訂閱雜志的人都親自打了電話；她還去到全國各地，代表雜志出席商務會展、交易會、賽車競速和大學校園裡的特别活動。
她曾在周末作為榮譽嘉賓去了達特茅斯大學，參加了文藝展演，還為自己的玩伴女郎照簽了名。
在學校裡，她覺得比平時參加商業展會、面對那些年紀大些的男人要開心多了。
因為她拍了這樣的照片，那些人就覺得她可以狎近，他們跟着她到酒店大廳、尾随她上樓梯，不斷向她求歡；她答應跳舞的時候，他們緊緊摟着她的身體；有時她為了拍照，答應和讀者親吻，他們還會試圖強行把舌頭伸進她嘴裡。
還有别的事讓她不高興，就是在她為雜志做全國巡回的時候，海夫納正在芝加哥辦公室的卧室裡勾搭别的女人。
她從公司的朋友那兒聽說這事兒，又憤怒又沮喪。
她小時候家庭不幸福，父母分居，18歲離開家，有過一段短暫而不幸的婚姻生活。
她誤以為和海夫納的浪漫關系會第一次給予她安全和穩定。
恰恰相反，她覺得更脆弱了，于是試圖對他采取漠然視之的态度，晚上也不接電話——但他會跑到她公寓外面使勁敲門，直到她開門為止。
他想要确保她沒有别的情人。
一天下午，在辦公樓附近的東方旅店酒吧裡，她正和一個年輕男人坐着喝酒，海夫納突然進來，抓着胳膊把她帶走了。
她就像那個新取的名字一樣，是海夫納創造的産物，他覺得自己有随時收回她的權利。
她辭職了兩次，每次都被海夫納的堅持勸了回來。
她甚至又為插頁拍了照，對于海夫納在攝影室裡看着她拍照所感到的樂趣，她又愛又恨。
他是個自私、令人不安，卻又無辜的少年，也是個喝着百事可樂、穿着白襪子的商業巨頭，正用讓人瞠目結舌的現實感建設他的帝國。
他并不對她撒謊，但他的生活方式使她迷惑。
海夫納告訴她，自己的婚姻一年以前就不行了——目前兩人确實分居了——之後她就聽說他妻子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個男孩。
珍妮有一天還在報紙專欄裡讀到海夫納和她在酒店餐廳裡吃晚飯的新聞，但她知道，實際上他是和一個很像她的金發女郎在一起，那個女孩剛剛為《花花公子》拍了封面，打扮成了大學啦啦隊員的樣子。
這之後不久，珍妮·皮爾格林，這個在海夫納變幻莫測的世界裡待了兩年的人，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以前她從未表現過這種決心。
她已經遇到了一個成功的年輕商人，與她有相契合的價值觀。
他離婚後，她就與他結了婚，随他搬到了紐約，在風景優美的城郊撫養孩子。
如今，31歲的海夫納繼續追求一個又一個女人，幾乎都是封面女郎或雜志社的員工。
這些辦公室的情事不僅沒有影響他工作，反而激發了他的活力，增強了他的自尊，激勵他冒更大的商業風險，增長了他的财富，也把他推到前台，讓他成了公衆人物。
雜志的推廣總監，一個溫文爾雅、離了婚的29歲男人，維克多·朗斯——他進入海夫納的世界，最開始是為《花花公子》的年輕總裁照片做模特，在其影響下，海夫納在穿着上花了更多心思，衣物也更昂貴，不再穿白色羊毛襪子，還買了部白色奔馳車。
海夫納受到全國性新聞雜志的采訪，還上了電視，邊抽着煙鬥邊貶斥着清教徒“消滅樂趣才能鑄造成功”的觀念。
他巡遊全國的時候，看到《花花公子》不僅廣開銷路，而且已不再是地下商品，從報攤上買雜志的男人們也不再顯得那麼尴尬——他們不再迅速把雜志卷起來，或是藏進報紙裡了；他們覺得放松了一些，因為現在每月有接近100萬人購買《花花公子》，還有幾樣跟風的雜志；而且對于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性，美國人如果沒有十分癡迷的話，至少也更加寬容。
在這個弗洛伊德式的時代，美國人更加開放，大膽承認自己的需求，而且随着自動化的普及和每周工作時間的減少，人們有更多的時間來思考、尋求享樂。
新開發的避孕藥片備受女性期待。
從法國傳入的比基尼泳衣也開始出現在美國的海灘上。
報紙上會講某些城郊社區裡換妻俱樂部的故事。
全國的點唱機都放着貓王搖晃胯骨的音樂。
人們聚到夜總會裡，聽語出驚人的新近喜劇演員倫尼·布魯斯[倫尼·布魯斯（LennyBruce，1925-1966），美國脫口秀演員、社會批評家、諷刺作家、劇作家。
多次因演出用語而以“淫穢罪”被捕。
]說段子。
布魯斯的特色是言人所不能言，描繪某些個人行為和态度時讓聽衆紅着臉想到這就是自己。
雖然布魯斯和海夫納都以各自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動機，延伸了性表達的範圍，但要不是50年代末法律本身也開始寬松化，這兩人都不可能擁有這麼多受衆。
而那個促成法律發生變化、用叛逆的一生寫下60年代性解放序章的人，在美國卻不那麼出名，隻有将其抓進監獄的那些權威人士知道他：全國最屢教不改的文學界法外之徒。
他的名字叫塞缪爾·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