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之地同居，一開始在紐約，後來去了法國；1949年他們最終在普羅旺斯結婚的時候，愛情基本已經完了。
回到紐約，她慢慢疏遠了羅塞特，跟了一個生計艱難的猶太表現主義抽象派畫家。
羅塞特也很快結識、娶了布倫塔諾書店裡的女店員，她父親“二戰”時是德軍的情報官。
羅塞特再婚時是1953年，一年以後，他收購了格羅夫出版社，開始出版有才能作家的作品。
這些作家要麼不夠商業化，要麼不夠傳統，要麼讓美國的大出版商覺得太标新立異，卻正好迎合了羅塞特兼收并蓄的口味和喜愛冒險的天性。
與羅塞特簽約的作家有讓·熱内、薩缪爾·貝克特、歐仁·尤内斯庫、阿蘭·羅伯——格裡耶、西蒙娜·德·波伏娃，還有其他歐洲人和住在巴黎的文學流亡者。
那時巴黎還是西方文化的首都。
羅塞特待在巴黎的時間相當之久，不光是為了和法國經紀人、出版商談版權，以在美國出版他欣賞的小說和劇本，也是為了結識在巴黎的年輕美國人：這些人有的編寫文學雜志，有的寫小說，有的隻是在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裡度日、感受着海明威所謂“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的意蘊。
在那個特定的時空，巴黎有獨特的社會與文藝自由，這大部分要歸功于一個人，一個膽大包天的出版商，莫裡斯·吉羅迪亞，因為他，美國人才能在巴黎買到因為太過露骨寫實而無法在本國出版的英文書。
莫裡斯·吉羅迪亞和羅塞特一樣，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天主教徒。
羅塞特在巴黎見到了他，不久兩人便十分親近，互相欣賞對方的職業。
吉羅迪亞的公司叫奧林匹亞出版社，1953年成立，率先用英語出版了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洛麗塔》、J.P.唐利維的《紅頭發的人》、波利娜·雷阿日的《O娘的故事》、威廉·巴勒斯的《裸體午餐》，以及特裡·薩瑟恩與梅森·霍芬伯格合著的《糖》。
像羅塞特一樣，吉羅迪亞沖動、大膽，受到被他稱作“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而且痛恨資産階級精神的一切表現形式。
雖然他在巴黎也出版了一部分傳統書籍——吉羅迪亞出版過政治論文集、法語版的俄國文學名著，甚至還有專講編織工藝的雜志——但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與自由派觀點聯系在一起。
他貢獻給文學界最為肉欲的作品是《用張開的嘴》《肉體戰車》和《白色大腿》之類的小說。
最後一本署的是假名弗蘭西斯·倫格爾，作者實際上是意大利——蘇格蘭的天才作家亞曆山大·特羅基，也是面向巴黎讀者的英語文學季刊《梅林》的編輯。
吉羅迪亞還出版了一部叫《淫欲》的冒險小說，作者是英國詩人克裡斯托弗·羅格，用了吉羅迪亞提議的筆名帕爾米洛·維卡裡昂伯爵。
吉羅迪亞還把《糖》的作者寫成“馬克斯韋爾·肯頓”，因為該書的美國合著者特裡·薩瑟恩覺得，要是自己的名字與這個威斯康星州放縱少婦的故事連在一起，他剛剛寫好交給美國出版商的童書的出版機會就要大減。
其他因為種種原因想要匿名的作家也會給吉羅迪亞投稿，用“馬克思·範·海勒”“邁爾斯·安德伍德”和“卡門西塔·德拉斯·路納斯”之類的名字。
因為企業管理松散，吉羅迪亞時常缺錢。
缺錢時，他就給法國和海外的廣大客戶群郵寄産品廣告，裡面寫着新作品即将出版，還有性愛小說誘人的情節簡介，慫恿大家出錢買；等收到足夠數目的訂金，他就找個作家寫一本小說，情節多少按他的說法炮制就行。
“我那時樂在其中。
”後來在回憶錄裡，他回顧自己在戰後巴黎飛速增長的生意時說道，“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正在被色情的艦隊攻擊、入侵、滲透、包抄和征服。
英格蘭狄更斯時代的學校教師們因為無助的憤怒而痙攣，大法官的假發下也毛發直豎，紐約和倫敦的黑市上，我們的綠皮書價格簡直要一路漲上天去。
”
吉羅迪亞在巴黎指揮着“色情的艦隊”。
雖然他的法國姓氏取自信天主教的母親，他所跟随的卻是父親多年前規劃的航向。
他父親名叫傑克·卡亨，是個英國猶太人，直到193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不懈地僑居在巴黎寫作、出版當時被認為是淫穢的英文書。
傑克·卡亨出生在曼徹斯特，“一戰”時還是年輕的英國士兵，伊普爾戰役中因為德軍的毒氣彈肺部受了傷。
但戰後，他此前對德軍的輕蔑讓位給了對英國的幻想破滅，他厭惡英國那種嚴苛的規範和長久不衰的維多利亞風尚。
早在政府長篇大論地批判D.H.勞倫斯之前，卡亨就抛下了英國，與熱辣的法國妻子來到了歐洲大陸，後來創建了方尖碑出版社，與亨利·米勒成了朋友，也是《北回歸線》的第一個出版商。
除了出版自己那些不夠正派的小說，卡亨還出版了西裡爾·康諾利、阿内斯·尼恩的作品，[蓋爾語（Gaelic），主要用于蘇格蘭和愛爾蘭等凱爾特文化區，發音類似于德語。
包括蘇格蘭蓋爾語和愛爾蘭蓋爾語。
]還有弗蘭克·哈裡斯的《我的生活與愛》，喬伊斯的詩歌和《芬尼根的守靈夜》，以及勞倫斯·都瑞爾[勞倫斯·都瑞爾（LawrenceDurrell，1912-1990），英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旅行作家，代表作為《亞曆山大港四部曲》。
]的第一部小說《黑書》。
但1939年寫完《書販子的回憶錄》之後不久，卡亨就去世了，留給20歲的兒子莫裡斯幾張沒付的酒單，以及繼續經營方尖碑出版社的挑戰。
有一陣，吉羅迪亞的生意就靠在巴黎的美國老兵支撐，他們大量購買米勒和哈裡斯的作品，和芬妮·希爾的“回憶錄”。
但後來莫裡斯·吉羅迪亞出版了法國抵抗運動人士寫的内幕自述，直指公共官員與商業巨頭相勾結，給自己樹立了政敵；雖然法國法院認為吉羅迪亞不構成诽謗罪，但之後他便感覺做出版樹大招風，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有檢查的人上門來問淫穢書刊的事。
一開始他被問到米勒的作品，這事已多年沒人提了，然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又在出版很久後被公布為淫穢作品。
後來又有人反對讓·熱内的《鮮花聖母》和奧布裡·比亞茲萊寫作并插圖、以維多利亞時期為背景的《在山下》。
突然間，吉羅迪亞覺得法國的自由傳統——流血革命換來的遺産，正在被政府内的反動勢力颠覆；還有幾個住在巴黎的政治觀察家和記者也這麼想。
其中一個，大衛·舍恩布倫，就認為法國在印度支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