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神接觸。
有借口能單獨出門的晚上，他會去哈萊姆[哈萊姆（Harlem），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個社區，曾經長期是20世紀美國黑人文化與商業中心，也是貧困與犯罪頻發的地區。
]衆多妓院中的一家，這地方對獵豔的白人男性還不算禁區；不久後的黑人權利運動和種族恐懼雖然抑制了強迫賣淫，結果卻使黑人妓女坐着豪華轎車被帶到城裡、安置在列克星敦大道和時報廣場一帶。
從某種意義上講，戈爾茨坦結婚的這幾年，的确證實了妻子戀愛時的預言：他真的成功了，可不是作為攝影師成功，倒是賣保險相當出色。
他急切想要掙比當攝影師多得多的錢，便應征了《時代周刊》上紐約互惠保險公司的招聘廣告，上班不到一年，他的銷售記錄已然位居7000名員工中的第14名。
他有野心、有活力，騎着摩托車在城裡輕快地跑來跑去，他巧舌如簧、能說服很多人天災人禍随時會降臨，這本領讓他獲益頗豐。
進公司兩年之後，煩心的家庭生活也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他的業績下降了，突然就得面對他曾經給别人預言的灰暗前景。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發現公寓被洗劫了。
家具都搬沒了，衣服扔得到處都是，還被剪成了碎片。
他昂貴的雪茄被掰斷，立體聲音響沒了，浴室地上全是碎玻璃，一股剃須乳液的味道。
老婆已經不見蹤影，她的東西也一件沒剩。
他憤怒極了，又完全無助。
他知道，永遠無法證明這是妻子在蓄意報複自己的冷漠，如果去告她，她父親又是律師，在法庭上也不好對付。
于是戈爾茨坦直接離開了公寓，去皇後區的父母家住了幾晚，這個沒上過保險的保險人受驚過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接下來的幾天，主要都是買過他保險的朋友來安慰他。
很快他就決定轉行，認為再賣保險隻會更加郁悶；後來有一個朋友——負責紐約世博會的“比利時村莊”展區——介紹了抛硬币展台的工作，戈爾茨坦立馬接受了。
一周裡六個晚上，戈爾茨坦都穿着五顔六色的衣服，站在麥克風後面吆喝，招徕人們玩抛硬币，把硬币扔到木塊上刻着的小紅圈裡就算赢，獎品是電視機。
遊戲過程沒有造假，1965年夏天他送出了30台電視，一周掙了250美元，在狂歡的氣氛裡忘乎所以。
可1965年秋天，世博會結束了，他和妻子之前欠下的信用卡賬單還有四千多美元，于是接下來的一年戈爾茨坦又開始打各種零工，推銷地毯、推銷百科全書、開出租車，還定期在時報廣場的一家血站賣血。
他灰心喪氣，對周圍的世界也沒了興趣，30歲頭上，他兼職漂泊，全職幻想。
因為婚姻失敗，他不太願意與女人有深入交往，可還是渴望女性的陪伴，每晚都想着紐約有許許多多和他一樣孤單的漂亮女人，隻要他能找到，就随時可以邀請她們。
他本來可以去酒吧和迪斯科舞廳，可不喜歡喝酒和嘈雜的環境，而且還必須要和其他男人争搶搭讪的機會，他覺得自己太老了，太胖了，不适合去這種單身大學生紮堆的地方。
酒吧女和站街妓女總是有的，随叫随到——他平生第一次明白了，社會上有這種女人是多麼必要，可是他手頭不寬裕，不能這樣滿足性欲。
他還注冊了一次電腦約會服務，結果是騙子。
每周他都買《東村邊緣》，看看個人廣告欄，裡面經常有女人尋覓男性夥伴的廣告，還附郵箱地址。
可他的回複裡面，十個有九個都沒有回音，剩下一個通常還是妓女。
他也加入了單身男女俱樂部，積極回應筆友組織，訂閱通過信函提供社交往來的雜志——比如紐約市沃利·比奇的“精選”服務；沙倫在多倫多的“異國風情”服務；華盛頓的文藝複興索引俱樂部；加州的惠蒂爾快樂郵件——最終他為自己寫了廣告，發給全國各個征友組織。
他寫道：
本人30歲，身高5.8英尺，藍眼棕發。
曾在巴基斯坦和古巴等地做攝影記者。
現已離婚。
希望此事不會降低你的興緻。
一般人都看不出我是“二手貨”。
我現在覺得自己像一雙舒服的鞋，“不磨腳”。
我喜歡任何與讀書、電影、戲劇、戶外運動和其他不自私的娛樂相關的活動。
我工作期間會旅行，很快要去新澤西州梅斯蘭丁的裸體主義殖民地度過兩到七天。
對，我任何事都會嘗試一次。
請回複我這封短信吧，附上你的地址、電話等。
---你未來的玩伴，
---阿爾·戈爾茨坦
他列出了地址和電話号碼，等了幾星期。
沒人回複。
就在屢屢被拒的這段時間，他也沒有工作，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佩斯大學認識的一個年輕男生，說有個沒準很有賺頭的兼職工作，問戈爾茨坦是否感興趣；雇主是個大公司，每周出200美元，如果工作完成得好，最後還有1萬美元獎金。
戈爾茨坦拿到了紐約一個勞動律師的電話，他會安排面試。
戈爾茨坦打電話過去，由律師本人和另一個人面試之後，拿到了工作。
現在，戈爾茨坦成了奔德士子公司的工人間諜。
這個子公司——長島市的P&D制造公司，是給底特律生産點火系統和其他汽車零件的——利潤不少，高層人員害怕工廠工人會脫離原來由管理層掌握的工會、加入獨立而有權力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AutoWorkers），簡稱UAW，1930年誕生于美國底特律，是美國最大的工人協會。
]，因為一旦如此，新工會必然要求更高的工資和福利。
UAW已經安排帶喇叭的卡車停在工廠大門外，遊說P&D的雇員在下次勞工大會上投票給自己，現在公司高層想知道，400個工人裡大概有多少人會退出原來的工會。
戈爾茨坦的任務是混進工人裡，打聽他們對UAW的态度，然後秘密向董事會報告。
戈爾茨坦當上了倉庫保管員，也在工廠上下送汽車零件，這樣可以在各個部門間自由活動，也能拓展交際面、多聽小道消息。
不到一個月，他就推斷出大多數工人偏向UAW；和管理層的人商量之後，他參與傳播了謠言，說如果UAW當選，公司就會關掉長島的工廠、搬到南邊去，幾乎所有人都會失業。
由于最近在長島有一家UAW獲勝的工廠真的倒閉了，謠言可信度很高；最後工人們投票時，UAW的提案以198：203落敗。
剛開始，戈爾茨坦對這種勝利感到了一點變态的快樂，可是後來他就開始感到罪惡、厭惡自己。
他行蹤古怪、反複無常，可是不論行為上多麼愚蠢、不端，他對無權無勢的底層人還是同情的，現在他厭惡自己居然做了管理層的間諜；他在這崗位上又待了幾周，本來還要繼續秘密行動的，不過他感到連雇主那邊也開始輕蔑他的行為了，因為這讓他們想起自己的表裡不一。
最後，一天晚上，戈爾茨坦不打招呼地離開了公司，第二天早上也沒回去，之後再也沒回去過。
他不知道為什麼下定了決心；就是一早醒來，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沖動要同公司斷絕關系，即使要損失那1萬美元都攔不住他。
他在家裡待了幾天，任電話一直響，晚上就無目的地在城市裡遊蕩，要麼到時報廣場的書店裡翻書，要麼就去看夜場電影。
這個時期，他越來越依賴收音機，在家裡定時聽巴裡·格雷、朗恩·約翰·内貝爾和讓·謝普德[以上三人都是美國著名電台主播。
]的脫口秀，還有WBAI[WBAI，紐約太平洋廣播電台（PacificRadioNetwork）的一個非營利性的頻道。
]的政教分離主義評論，以及其他幾個能在痛苦中陪伴他的節目。
1966年夏天，他又開始開出租車，就花了大部分積蓄買下一台德國産便攜式收音機，在車裡聽喜歡的節目；這是台價值500美元的諾曼底短波收音機，讓他白天晚上都能收到世界各地傳來的話語和音樂。
這台他去哪兒都不離手的收音機，就是1966年戈爾茨坦和當代生活的主要聯系，要不是一天偶然碰到了在保險公司就認識的推銷員，他不與人打交道的時間可能更長。
那推銷員很熱心，看起來很擔心戈爾茨坦的情況，說話間，他告訴戈爾茨坦自己有時與一個空姐約會，她的室友也是個空姐，戈爾茨坦滿可以去約她出來。
她住在西九十一街，跟的是泛美航空的航班；她的名字叫瑪麗·菲利普斯，從南卡羅來納州來，是個金發碧眼、皮膚蒼白的姑娘。
這描述使戈爾茨坦從渾渾噩噩中醒了過來，他一回到西二十街的公寓，就撥通了她的号碼。
沒有人接，他一小時後又打了一次，再一小時後又打，之後，帶着近乎絕望的堅持，他打了一整晚，之後又打了一周的電話。
他沮喪極了，還想起了在征友刊物上登廣告而沒人回信的悲傷往事，他給保險公司的朋友打電話，朋友很同情他，可是鼓勵他繼續打——瑪麗·菲利普斯很可能是在越洋航班上，或是在度假，朋友又說等她回到紐約，和戈爾茨坦見了面，他一定不會失望的。
戈爾茨坦謝過朋友，接下來的兩周裡，他每天給她打幾次電話，她一直不接，他的幻想便開始膨脹；他越來越迷戀她，相信她最終會滿足自己所有浪漫的想象，嫉妒和她在一架飛機上的飛行員、在35000英尺的高空跨越幾個時區調戲她的商人——一天下午，他撥了号，鈴聲響了幾下，那頭有人拿起了聽筒，戈爾茨坦突然就想挂掉，可他聽到女人的聲音說了你好，然後他問瑪麗·菲利普斯在不在，那個聲音說：“是我。
”
戈爾茨坦稍微有些結巴地做了自我介紹；他提到了兩人都認識的保險公司的朋友，問她下周是否有空出來吃午飯或晚飯。
她感謝了他，說有飛行任務和其他工作，下個月可能都沒時間出來吃飯，不過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