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過郵政傳播的——侵犯了聯邦政府的郵政反淫穢法令。
1873年，考姆斯托克親自在國會鼓吹這項法案，這也為他和紐約反堕落協會的下屬們提供了有力的長鞭，可以随意抽打任何偏離他刻闆、狹隘道德觀的人。
無數賣法國明信片的小販、鸨母和妓女，以及D.M.本内特編輯這樣的自由思想者被關進了牢房，安東尼·考姆斯托克還控告——或者打算控告——展出裸體藝術的博物館，賣避孕套的藥店，出版瑪格麗特·桑格[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Sanger，1879-1966），舊譯山額夫人，美國控制生育運動領導人，提倡優生學，美國生育控制聯盟（AmericanBirthControlLeague）創辦人，1922年曾到中國宣傳生育控制。
]所著婚姻指南和避孕措施書籍的出版商。
考姆斯托克怒斥蕭伯納的戲劇《華倫夫人的職業》，還力促開除寫作《草葉集》的沃爾特·惠特曼出内政部。
考姆斯托克向聯邦檢察官上書，造成了激進女權主義者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的入獄。
1872年，伍德哈爾是平等權利黨派的主席，支持自由性愛、婦女投票權、放松離婚限制和節育措施；後來在她主辦的周報裡，還揭露了亨利·沃德·比徹在性生活方面的虛僞作為，也因此被考姆斯托克以散播淫穢為名處罰。
不過在19世紀70年代末那混亂的幾個月裡，考姆斯托克的報複再可怕，這位吹毛求疵、不遺餘力的戰士還不是約翰·漢弗萊·諾伊斯最擔心的：諾伊斯聽到可怕的傳言，說有些最近背叛奧奈達的人，已經被政府的公訴人說服，答應出庭作證諾伊斯與社區裡一些未達到法定年齡的女性有性接觸；因為此事屬實，諾伊斯知道自己會被起訴犯了強奸罪。
壓力越積越多，執法官也在全國上下逮捕實行一夫多妻的摩門教徒，諾伊斯覺得自己别無選擇，隻能放棄社區。
如果他消失了，至善論的敵人可能就會不再懲罰他們，就像以前在帕特尼那樣。
所以1879年6月23日的晚上，在絕大多數成員，包括西奧多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和另一位社區元老爬上四輪馬車，駛出了奧奈達的大門，之後便再沒活着回來過。
諾伊斯向西橫穿過紐約州，經過尼亞加拉瀑布來到加拿大，在一所小房子裡安頓下來，很快他的妻子和幾個舊時代的親信也來了。
他很沮喪，也很虛弱，可還是充滿希望，相信有一天能回到奧奈達。
與此同時，他指定了代理奧奈達事務的委員會——包括西奧多，但不包括唐納——盡量管理這個三百人社區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還有信使定時來往加拿大和奧奈達，捎去他語氣熱烈的信件，裡面是各種指導和建議，用于在奧奈達的集會上宣讀，還有相當多的居民相信他的智慧和高貴。
可他決定自行離開，并沒有減弱外界反對勢力消滅奧奈達的決心；至少，神父和執法官下令終止奧奈達的優生項目，懷孕的年輕女性和未婚母親必須與令其懷孕的男人結婚，以贖清罪惡——這項命令實施起來十分複雜，因為很多男人已經和其他女人結婚了。
比如有一位最近生了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兒子的女人，也和另一個已婚男人有孩子，還與另一位無法确定身份的奧奈達人有孩子。
這類無法辨認孩子父親的事，在從前繁榮的奧奈達都不是問題，在這個避風港裡，諾伊斯預言複合婚姻會成為最高結合形式，社區企業也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障各位上帝新娘和其後代們的生活。
此時奧奈達依然繁榮，社區新開發的銀器産業也似乎正為其高達50萬美元的财産添磚加瓦，但奧奈達的經濟優勢很大程度上仰賴公衆的好意和支持；如果反對奧奈達的聲浪再不平息，肯定會導緻人們抵制至善論社區産出的産品，最終這片美麗的樂土會變成窮困、隔絕、臭名昭著的标志。
如果約翰·漢弗萊·諾伊斯還在奧奈達，他有力的領導和無畏的精神會給予追随者們力量；可他流放期間寫再多鼓舞的信，也沒法減輕奧奈達的驚恐和焦慮，無法阻擋社區裡出現泾渭分明的三個派别，分别提出解決現階段問題的不同辦法。
第一派，包括西奧多和幾個熱心商業的年輕成員，認為社區應當更加世俗化、資本化，也許重組成股份公司，淡化其神秘的宗教背景。
為了平息外部的批評聲音，他們願意停止引起争議的性愛實踐，至少暫時停止，也願意公開鼓勵年輕人結婚。
第二派以詹姆斯·唐納為首，仍舊對聖經共産主義和性愛自由有着軍人般的忠誠，他們認為如果唐納先生代替那個年老的流亡領袖，讓至善論者都聽從他強力的領導，社區就能迅速動作反對外部的騷亂。
對于奧奈達要屈服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觀點，唐納毫不動搖地持反對意見。
“我信仰情愛共有，正如我信仰财産共有。
”他說，“我不相信婚姻和共享能共存。
”
第三派有一百人，比前兩派的人數加起來還多一倍，成員主要是忠誠于諾伊斯的人，相信他是上帝在塵世唯一的代言人，甚至不能想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特别是聽說諾伊斯還活着、注定了随時會回歸之後。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是從帕特尼時期就追随諾伊斯、皈依至善論超過30年的元老，比如諾伊斯的妹妹哈莉特·諾伊斯·斯金納；第一個與諾伊斯合作嘗試複合婚姻的人，喬治·克拉金；還有奧奈達第一幢公寓的建築師伊拉斯塔斯·H.漢密爾頓。
可在這一派較為邊緣的部分，還有另一些奧奈達人持中立和觀望的态度，或者每天都轉換立場，或是僅僅關心奧奈達的資産，因為在社區圍牆外沒有經濟支持和維生手段，這些人都在偷偷祈禱，盼着不要被諾伊斯口中的“野蠻人”入侵社區。
不安感最為強烈的，是幾個有孩子的未婚女性，還有很多适婚年齡的處女。
現在社區内的自由和情愛得不到保障，她們便不那麼願意為了自由情愛獻出身體。
很多女人這段時間都禁欲，使男人們大為懊惱，另一些女人要求比身體快感更多的東西，希望得到自己偏愛的男人的稱贊——她們想被占有，也想占有别人，想從愛情的對象身上取得長久婚姻的許諾。
這種種傾向，和其他與至善論理念相違背的行為，都被諾伊斯的親信寫在信裡寄給了他，他讀到這些描述，很難過也很憂心。
年輕的學生和十幾歲的少年似乎尤為反叛奧奈達的傳統：他們自行其是，成為一對對的情侶；他們不理會《聖經》和年長者的批評；有不少年輕男人搞到了自己的馬，公開違抗奧奈達不許持有私人财産的規矩；有幾個年輕女人也開始留長頭發，開始向往外部世界風行的長裙子。
之前，教師和保育員對每個孩子具有絕對和不可置疑的權威，現在受到了親生母親的挑戰；母愛重新發揮作用的後果之一，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孩子不守規矩，為了搶玩具争吵，總體的紀律風氣也惡化了。
除了來自奧奈達的壞消息，諾伊斯還收到了大城市報紙的剪報，隻有很少幾個例外，其他剪報基本都反映了全國從法律、道德方面對奧奈達的譴責，将其成員塑造成混亂、好色的怪癖者。
最典型的是《紐約時報》的一篇專題，題目是：《奧奈達的古怪人群，社會主義社區的煩擾》。
外部的曝光和嘲笑仍在繼續，内部狀況也在惡化，諾伊斯和幾個最信任的顧問考慮、謀劃了好幾周，最終決定，為了避免長期、昂貴的法庭戰争，避免讓奧奈達的企業破産，社區士氣低落——更不用說一直有暴徒的武力威脅，他必須宣布放棄複合婚姻和優生優育政策。
他知道，媒體會把這事解讀為對敵人的無條件投降，可在1879年8月的公開聲明和他之後對媒體所做的陳述中，他卻顯出不知悔改的強硬态度，甚至暗示有一天自己的子民會再次享受到永恒關系的歡樂儀式。
官方聲明是這樣說的：“我們放棄複合婚姻的實踐，它已經在社區裡實行了33年。
我們并非抛棄對此制度的原則和其未來正義性的信仰，而是為了緩解明顯和日益上升的社會反對勢力。
”在另一份聲明裡，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場：“社區對過去毫不後悔；恰恰相反，受到上帝的征召而實踐這樣先鋒的工作，我們感到幸運；對于此次試驗的總體結果，我們感到滿意；我們沒有放棄過去的信念，隻是為了當前的大局穩定，暫時放棄複合婚姻，遵從聖保羅的教誨，他允許婚姻，然而更支持獨身。
”最後，仿佛是在為至善論的最高目标和其對19世紀美國的貢獻做曆史評價一般，諾伊斯寫道：“我們沖鋒到了未知的地域，為它繪制了地圖，然後安全返回，沒有損失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
”
雖然諾伊斯把聖保羅拉到統一戰線上，宣稱獨身是最可追求的美德，他本人卻沒做出任何犧牲，那時他已經68歲，在壯年時充分享受了自由情愛的好處，現在則可以在加拿大的隐居地頤養天年，看着九個在奧奈達出生的孩子茁壯成長。
這些孩子随他的姓，在20世紀裡追憶他的榮耀。
事實上的确有一位諾伊斯後裔，一位勤勞刻苦的年輕人，皮爾龐特·B.諾伊斯——母親是9歲時被帶到奧奈達的哈莉特·沃登——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成為奧奈達的領袖。
後來在他的子嗣的幫助下，20世紀70年代，把奧奈達的銀器生意發展至跨國公司，市值接近1億美元。
然而，即便是支持自由情愛的人，也無法把不斷增長的财富歸因于多元性愛帶來的能量，因為自1879年諾伊斯宣布放棄複合婚姻，老奧奈達的奢侈性愛再沒有重建過——雖然必須補充說一句，奧奈達很少有人相信諾伊斯遲來的獨身教誨。
諾伊斯發表新的信條之後，外部的仇恨因此平息，社區内大部分獨身的年輕人兩下權衡，選擇了締結婚約。
很快，奧奈達迎來了37場婚禮，大部分都由奧奈達成員主持，在公寓前蔥翠的草坪上舉行。
可還有些成員——包括12名40歲以下、有孩子的女性——一直沒有結婚，他們是不是支持獨身主義、那些結婚的成員是否忠于彼此，奧奈達的曆史學家并無記錄。
大多數新婚夫婦選擇留在奧奈達，住在人滿為患的公寓或者附近小些的房子裡，也繼續在社區内做着各式各樣的工作。
1880年，奧奈達轉變為股份制企業，其226名成員都成了奧奈達社區有限公司的股東。
在股份分配方面，至善論的元老拿到了價值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股份，新加入的、年輕的成員拿的比較少，這成了社區内的矛盾焦點；而且不出所料地，對股份分配最為不滿的成員，也是最不滿諾伊斯堅持放棄複合婚姻制度的成員——就是詹姆斯·唐納和他的30個追随者。
1882年，71歲的約翰·漢弗萊·諾伊斯在加拿大去世——屍體被送回奧奈達埋葬。
那之前四年，詹姆斯·唐納與其派系退出了社區，将股票換成現金，坐着一輛馬拉的篷車，開始向西長途跋涉，來到氣候更溫和，聯結更松散的南加州土地上。
這群人在洛杉矶南部的聖安娜安頓下來，慢慢融入了當地環境，幸福而繁榮——後來，詹姆斯·唐納被選為此處地方法院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