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法官到來的時候，威廉·哈姆林和妻子女兒坐在華麗擁擠的最高法院大廳，第六排桃花心木長椅上，擡頭看着高高的藻井天花闆、大理石的柱子和古典雕像；和幾十年前少年時期在芝加哥做大彌撒時一樣，哈姆林心中感到既焦慮又敬畏，有一種戰栗的崇高感。
這天早上哈姆林的上訴将被審理，他的命運将被讨論和決定。
但是不管他勝訴或敗訴，他的名字和案例“哈姆林訴美利堅合衆國案”都會永遠被列在法律教材——美國法學的最終審判書中。
他對審判結果還抱有希望。
他相信他的律師——那身材矮小且跛腿的人，在屋子前端的律師席上幾乎看不到他——在他被指控的這種難以下定義的罪行方面，他是全國最能言善辯的辯護人。
但哈姆林的妻子并沒有這麼樂觀。
對于弗朗西絲·哈姆林這個意志堅定、目光敏銳的女人來說，頭次來華盛頓的這趟旅行毫無意義，審理該案對房間裡幾百名旁聽的遊客和法學院學生來說，這是個有趣的大場面，但對她丈夫來說隻是一個過場，最終法庭毫無疑問會确認下級法官已經做出的判決。
她并不認為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什麼更優秀的地方；在法官袍下面他們也是一般人，政治上被任命的人和有偏見的仲裁人，盡管還沒出現在法官席上，他們卻已經預先決定了她丈夫的命運，那布有浮雕的铮亮的法官席，在她面前像個祭壇般陰森地若隐若現。
作為妻子，她堅定地支持這個常被起訴的出版商，默默地忍受着多次審判所帶來的苦難，他1948年娶她時她是個寡婦，他慈愛地收養了她四個年幼的孩子，因此她深深地痛恨其他人對他道德品性妄加評判的傲慢；最後那年，她對全國執法者愈發懷疑和冷嘲熱諷。
美國司法部長約翰·M.米切爾，曾親自讓大陪審團起訴她丈夫發行插圖版報告，但司法部長自己現在正因在水門事件中的所作所為而被起訴。
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1971年非難報告時看起來是多麼一本正經，在受到行賄和逃稅的指控後已經被迫辭職。
全國無人比肩的僞君子尼克松總統，現在正因為他的水門詭計被絕望地困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廣播和電視新聞報道每天都在推測他會被彈劾或入獄。
然而，這周早些時候在首都參觀時，她注意到巨大笨重的聯邦官僚體系繼續維持，在納稅人頭上昂貴地運轉，這是她對華盛頓最駭人的印象：官僚體系規模巨大，綿延不絕的灰色建築容納了大量雇員，豪華轎車造成交通擁堵，還有政府轎車到處運送數不勝數的冗餘的人和雜役，薪金名單上都是他們的名字，但無疑對高效地服務美國公民毫無助益。
最高法院自身也是這樣。
她和丈夫穿過走廊的時候，在樓裡到處都看見一間間屋子裡擠滿了辦事員、警衛、接待員和秘書；但到了執法官辦公室後，他們卻驚愕地發現職員犯了錯，哈姆林的律師原本為他們安排了在審判庭落座的特别位置，職員卻在名單裡漏掉了他們的名字。
所以他們并沒有被分配到能看到訴訟全局的前排位置，而是被引到法庭的後半部，這使她丈夫極為憤怒，他已經在這個案子上投了40萬美元，他認為法庭禮節應該确保，在這個特殊的場合，他能坐在近台位置來觀戰他生命中最昂貴的法律決戰。
進法庭之前，警衛對她、她女兒和丈夫搜身時濫用職權的态度，也惹惱了她。
首先他們堅持要求她脫下為這個場合新買的黃色大衣，把它暫存在衣帽間；然後他們仔細檢查她的皮手包，發現裡面有個照相機後，嚴厲地提醒她不允許拍照，并沒收了相機，指示她審判結束後再取回。
法庭上她緊挨丈夫坐着，努力抑制着對他未來的憂慮。
四年有期徒刑和8.7萬美元罰款不是随随便便的事。
因為沒人能在法庭上說話甚至耳語，她在屋裡四處看，以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她看到富麗堂皇的内部裝飾、莊嚴的骨白色高柱，以及優雅的法官席、高背黑皮椅後面作為背景的紅色天鵝絨帷帳。
一座金表從兩根柱子之間懸挂下來，顯示現在是早上9：57-幾分鐘後就是法官們預計入場的時間。
在法庭前部上方，接近44英尺高屋頂的地方，弗朗西絲注意到一件有趣的肉感十足的古典藝術品：橫亘整個大廳，金碧輝煌的米黃色大理石雕帶，展現了大約20個裸體半裸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形态各異地聚集在一起。
這些形象象征着人類智慧、真理、正義和德性；但對她來說，這些身體也可以輕易被說成是一群羅馬享樂主義者或縱欲主義者，她覺得非常諷刺，法官們将要審問她丈夫在《淫穢色情總統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中使用插圖的方式，而這樣一副場景就盤旋在他們頭頂上。
突然，執法官敲槌子的尖利聲音打斷了她的沉思。
屋裡所有人迅速站起，法庭傳令官開始誦詠：“肅靜！肅靜！肅靜！所有莅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事咨請尊敬的大法官的人士請近前，敬請注意……”突然，紅色帷帳戲劇性地拉開了，九個身着黑色法官袍的男人出現在天鵝絨揭開的地方，向前走了幾步後落座，而傳令官繼續道：“本庭現在開庭。
上帝保佑美利堅合衆國和此尊敬的法庭！”
坐在中間，臉龐結實紅潤，頭上細心梳好的銀發閃着光澤，這是66歲的首席法官沃倫·伯格。
在他右邊，皮膚皺縮體格瘦小的是所有大法官中最年長的威廉·O.道格拉斯，今年76歲，已經在最高法院任職35年。
伯格的左邊，是戴眼鏡且謝頂的74歲法官威廉·布倫南，他于1956年由艾森豪威爾任命，是最高法院将近200年的曆史中，所有六個天主教徒法官之一。
這些老人旁邊坐着其他法官——波特·斯圖爾特，一個相當敦實、面相和善的59歲中西部人；57歲的拜倫（“奇才”）·懷特曾經是羅德學者[羅德學者（Rhodesscholar），牛津大學一個以塞西爾·約翰·羅德（CecilJohn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人，礦業大亨與政治家）命名的為國際留學生設立的研究生獎學金，獲此獎學金的學者即被稱為“羅德學者”。
]和橄榄球明星中衛，下颌堅實，半球形後腦的形狀像老式的橄榄球皮頭盔，他現在看起來很嚴肅；66歲寬胸膛大胡子的瑟古德·馬歇爾，是最高法院第一個黑人法官。
法官席靠外的地方，坐着尼克松任命的法官：外表整潔、戴着角質框架眼鏡、薄嘴唇的65歲的哈裡·布萊克門；體形瘦削，看起來有點虛弱的66歲的弗吉尼亞州人劉易斯·鮑威爾；以及最年輕的最高法官，49歲的威廉·H.倫奎斯特，他是個高大健壯目光冷漠的保守派，有平滑的黑發和剃刀修出的銳利鬓角。
首席法官伯格以居高臨下的語氣宣布，今早候審的兩個案子中，将首先審理涉及好萊塢電影《獵愛的人》的案件，這部電影在佐治亞州富有鄉村氣息的城市奧爾巴尼被判為淫穢。
弗朗西絲·哈姆林放松下來，因為《獵愛的人》案的控辯雙方至少會各有半個小時陳述相左論點，她丈夫的案子至少在一個小時後才會被審理；所以她不動感情地聽着《獵愛的人》的律師，幹淨利落聲名顯赫的路易斯·奈澤站在發言台後，聲明對該電影的起訴是嚴重的誤判——全國的社論主筆已經再三地表達此觀點。
電影中并沒有露骨的色情鏡頭，所以，就因為放映它而逮捕和判罰佐治亞州劇院經理，這件事震驚了好萊塢、媒體和大部分法律界人士。
但是由于最高法院在五比四投票通過的米勒意見書中，确定了“社區标準”的規定，甚至一部有思想深度，隻有那麼一點色情的電影，也可能被小地方的一小派假正經的公民起訴——就像在奧爾巴尼發生的那樣，而佐治亞州最高法院之後維持了原判，該州限制成年人之間兩廂情願的性表達比限制居民獸奸農場動物還要嚴格。
但是，正如奈澤在最高法院法官席前以戲劇性的方式強調的，《獵愛的人》不是一部性露骨的電影，并不顯然冒犯他人，并不激起性欲，它也沒有拍攝演員們生殖器的接觸。
相反，這是一部嚴肅精妙的作品，在任何美國社區都應該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全國最有才華的導演之一、奧斯卡獎得主邁克·尼科爾斯的一項藝術成就。
奈澤繼續贊美這部電影的時候，弗朗西絲·哈姆林向屋子四周看，看人群中有沒有好萊塢明星，例如影片主角傑克·尼科爾森和安——瑪格麗特。
但她誰也沒認出來；因為隻有律師可以在最高法院發言，演員沒有必要到場。
她倒是在人群中認出了美國電影協會的主席傑克·瓦倫蒂；也注意到瓦倫蒂弄到前排一個座位。
奈澤繼續說下去，偶爾暫停，回答一個法官簡短的問題，這當間，弗朗西絲看了看她正在專心緻志聽審的金發女兒，她是聖地亞哥州一名大二學生。
黛博拉·哈姆林是弗朗西絲第二次婚姻中生的第二個孩子，現在正在學習成為一名護士。
挨着黛博拉，坐着一個黑眼睛的19歲女孩——從本甯頓學院辍了學的朱迪·弗萊什曼，哈姆林出版公司的律師斯坦利·弗萊什曼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
坐在律師席上的弗萊什曼，此前在美國最高法院出庭六次以上；正是他在“雷德魯普訴紐約市案”中采取了正确的法律策略，該案涉及便衣警探在時報廣場買下的兩本哈姆林的平裝小說。
54歲的斯坦利·弗萊什曼是業内公認的才華橫溢、臉皮頗厚的律師，因為他堅定地為美國的色情狂和浪蕩子辯護。
二十多年來，在數不清的法庭為淫穢案辯護之後——他的委托人包括放映《深喉》的電影院老闆、亨利·米勒小說的出版商、黛安娜·韋伯照片的出版者，還有砂岩隐居地的主人，弗萊什曼很自豪，因為經由他的辯護，沒有一個被告在監獄裡受過苦。
約翰·威廉森1970年将他的裸體主義莊園開放給俱樂部會員之後，砂岩被洛杉矶郡官員和一個公民組織起訴，檢察官控訴開放砂岩違反了洛杉矶30年代制定的反裸體法令。
但經過很多法律斡旋和幾次審訊，弗萊什曼最終說服加州中級上訴法院該郡法令違憲——它侵犯了隐私權，侵害了砂岩成員自由結社和集會的法律權利；砂岩于是被允許繼續運行，不受進一步幹涉。
弗萊什曼1965年為黛安娜·韋伯的一張裸照，還有洛杉矶出版商米爾頓·呂斯的雜志中其他加州模特的照片做過辯護，那個庭審比砂岩的更昂貴，因為政府證明，呂斯的一些雜志和淫穢讀物曾被寄到過愛荷華州，堅持在那裡起訴；在蘇城的審判持續了三個月，聽審的是個性情暴戾的法官和一個幾乎完全由農婦組成的陪審團。
因為審判恰巧在農忙時節，幾乎所有能當陪審員的農夫都成功逃過聽審之責；弗萊什曼面對的這十個女人看起來無趣至極，他隻要一提到性，她們就臉紅皺眉——不出所料，庭審最後，她們判呂斯犯有淫穢罪。
但是弗萊什曼馬上将案子上訴到第八巡回上訴法院，成功推翻原判。
暫時的挫折吓不倒斯坦利·弗萊什曼。
雖然他身材瘦小，從小就被骨髓灰質炎蹂躏折磨，但他行動果決，在支架和拐杖的幫助下走進全國的法庭，戰勝了隻有他自己拒絕承認的殘疾。
他1920年出生于紐約下東區，父母是俄裔猶太人，他媽媽數年來用一輛大号的嬰兒車推他在街坊走動。
5歲時，他在皇後區的一所殘疾兒童之家注冊，他父母搬到了那裡，這樣就能方便地定期看望他。
在殘疾兒童之家，盡管全身綁着石膏繃帶局促受限，他學着靠拐杖站立和行走。
他和其他40個殘疾兒童在這家機構裡待了近十年，并在那裡接受了初級中學教育。
1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