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父母将他轉到皇後區一家公立高中，在那兒他第一次接觸到身體沒有殘疾的同學，這加劇了他被孤立的感覺；他每天都遇到年輕的姑娘，怯怯地愛慕着她們健康且含苞待放的身體，晚上他在絢麗的幻想情景中頭暈目眩。
但是隻有和母親在一起時，他才最為安适輕松，她一直都愛他保護他，雖然有時候有些專橫。
他父親是一個謙遜的人，每天在紐約《每日新聞》的排字房裡工作很長時間，在家裡從不強勢。
對斯坦利青少年時期舉足輕重的唯一一個男性，是紐約大學一名叫伯納德·休伊特的學生，他30年代開始與斯坦利的姐姐弗洛倫絲約會，最終喜結連理。
休伊特扮演兄長的角色，常常替斯坦利從他母親那兒争取獨立；斯坦利18歲時，休伊特說服弗萊什曼夫人送兒子去離家遠的大學，讓他能遠離她持續不斷的關注和擔憂，盡己所能地進步；斯坦利贊同這個建議，說他想去佐治亞大學。
他知道佐治亞州是因為他的偶像，也是小兒麻痹症患者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曾經去過該州沃姆斯普林斯，在那裡曼妙絕倫的泉水中遊泳休憩。
雖然弗萊什曼不知道沃姆斯普林斯的養生溫泉離雅典市的校園有多遠，在他的想象裡那一定是夠近，讓他能時時拜訪總統；帶着這種鮮活生動的想象，斯坦利·弗萊什曼于1939年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蹒跚登上火車，伴着夜晚鐵軌的哐哐聲，開始駛向南方的漫長旅行。
之後那天，他在火車上遇到一群喜好社交的士兵，他們教他擲雙骰賭博，他加入遊戲後這些士兵從他那兒赢了72美元，那正是他口袋裡帶着的所有現金。
幸運的是，火車抵達雅典車站後，大學校車正等在那兒接他到校園；但到學校後他才發現，他過于高估了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
不像他熟悉的北方建築，佐治亞宏偉的教學大樓沒有扶手，他要花數個小時才能走上走下那些台階。
他宿舍的浴室裡也沒有扶手，在學校的頭三周他暈頭轉向，雖然一些友善但令人尴尬的學生幫助了他，但他仍舊花了三個星期才整理好行李，并用了更長時間才學會在浴室滑溜溜的地磚上保持平衡。
不過，一年之内，他的信心就開始增強了，有一種從母親支配性的保護中解放出來的感覺；雖然成績平平，還是順利通過了所有課程。
晚上在宿舍裡，他喜歡和其他新生一起閑聊讨論，南方人和北方人對政治、政府和生活不同的态度尤其讓他印象深刻。
在佐治亞州第一年的後半年，他準備好了橫穿半個州，去沃姆斯普林斯“朝聖”，覺得那位偉大的民主黨人一旦得知一個崇拜他的殘疾學生登門拜訪，定會親切地打開大門。
但是到了溫泉療養院的大門——那兒的樣子，讓他想起講南方農場的書中的圖片，魁梧的黑人管理員溫和但堅定地告訴他，“門診病人”不能進入療養院。
當弗萊什曼問起總統的去向，說他想要親自見總統時，他被告知羅斯福先生在華盛頓。
運用日後使他成為出色律師的口才，弗萊什曼說服看門人讓他至少到院子裡看看，解釋說他坐了好幾個小時的火車，隻希望能拜訪總統著名的小白宮。
最終他們同意，領他草草參觀了一下并吃了午餐——之後就讓他搭乘下一班火車，回到佐治亞校園。
斯坦利·弗萊什曼在校外的一家妓院倒是受到了更熱情周到的接待，那家叫“愛妃”的妓院，是市民和一些在校男生常常光顧的場所。
在那兒弗萊什曼第一次性交，極樂的感覺讓他在離開妓院時決定還要再來，他也這麼做了。
大二那一年，他變得足夠有信心去接近女同學，邀她們出去約會；盡管她們似乎挺喜歡和他一起看電影和去當地酒館，夜晚卻總是就這麼結束了，女孩子們的貞潔安然無恙。
快上大三時，弗萊什曼決心投身法律事業，想象自己成為睿智的律師和機靈的辯論家，想象自己職業上的成就不會受到支架和拐杖的限制，雖然它們是他永遠的負擔。
1941年夏天，他拿到經濟資助去哥倫比亞大學，于是決定回到老家紐約，不再待在南方。
但回去後他住在晨邊高地[晨邊高地（MorningsideHeights），美國紐約市曼哈頓西北部的一個社區，主要以擁有教師學院、巴納德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曼哈頓音樂學校、聖約翰神明大教堂、河濱教堂和聖路加——羅斯福醫院等機構而著稱。
]的學生公寓裡，仍舊獨立于他的家庭。
但是，在1944年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作為查驗遺囑和處理勞工糾紛的法律助理工作兩年後——再加上當出租車和公交車突然轉向，擦到他的身體常常使他失去平衡在紐約冬天結冰的路上跌倒，弗萊什曼決定，最好去個有宜人的熱帶氣候和一排排棕榈樹的城市。
他1946年出發去洛杉矶，一年後通過加州律師資格考試，從始至終從沒後悔過搬到西海岸——盡管1948年他坐在一輛同事開的車裡遇到車禍，身體受到重創，住了九個月的院。
他躺在病床上實踐法律，起訴了司機，獲得了1萬美元損害賠償。
弗萊什曼也和醫院的營養學家成了朋友，1949年他們結了婚。
當醫院拒絕付她額外一周的薪水，而她堅稱這薪水早就該給她時，弗萊什曼起訴了醫院——最終他們連本帶息拿到了這筆錢。
50年代初，弗萊什曼在洛杉矶開始小有名氣，那個時期，好萊塢正在清除電影從業者中有名氣的共産黨員。
雖然弗萊什曼的委托人中沒有什麼好萊塢黑名單中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卻因為不遺餘力地為很多涉及“危險分子”的複雜難辨的案子辯護而受到了同行的關注和景仰。
有一名被告是編劇和教師，他因為同情共産黨而被逮捕，被不定期刑拘在洛杉矶監獄，還不許保釋，不管弗萊什曼如何憤慨地向法官抗議都無濟于事。
第二天，弗萊什曼在報紙上讀到，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抵達了他所統轄的西部司法區，在舊金山參加第九巡回法院聯邦法官的一個會議；盡管弗萊什曼并沒有和道格拉斯法官預約見面，也不确定私下接近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全然合宜，但弗萊什曼還是迅速離開辦公室去了機場，乘飛機到舊金山，打出租車去會議地點，在走廊裡等了數個小時，直到他遞給道格拉斯會議室裡的口信收到回複——結果是道格拉斯建議保釋和召開聽證會，最終弗萊什曼的委托人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
50年代後期，色情産品經銷商逐漸取代共産主義者成為衆矢之的，弗萊什曼有時以第一修正案為依據，免費為淫穢案辯護，當時這一法律立場在大多數法官那裡是站不住腳的，大部分經銷商對此也一知半解，很少有人聽說過第一修正案，像年輕的弗萊什曼那樣對憲法權利有崇高幻想的人就更少了。
雖然色情産品經銷商畏懼和憎恨監禁，但他們像大部分賭徒一樣靜靜地屈從了壞運氣，因為他們生活中最首要的熱情其實是賺錢，與文學自由甚至性沒有什麼關系，他們避免牢獄之災的務實手段，就是賄賂警察或者不斷改變商業地址來規避法律。
但是弗萊什曼改變了經銷商的想法——不是靠給他們講解法律，雖然這樣的事他也做了不少，而是用他在法庭上的成就，來證明淫穢法案是可變通、可屈服、可塑的，能夠允許更大的自由。
和英國作家肯尼斯·泰南[肯尼思·泰南（KennethTynan，1927-1980），一位有影響力并經常引起争議的英國戲劇評論家和作家。
盡管泰南的評論通常尖刻而富有争議，他在戲劇界（尤其是倫敦）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他為20世紀50年代中期戲劇改革做出了貢獻，并且對後來的劇作家塞缪爾·貝克特等人有持續影響。
其代表作為前衛音樂劇《噢！加爾各答！》（Oh！Calcutta！），劇中演員全部赤身裸體，是百老彙戲劇史上最出位、最色情，也是最具争議的演出之一。
]一樣，弗萊什曼認為色情作品對大多數人都是有益的——像泰南寫的那樣，它“緩解了孤獨感”，還給那些“性方面隻能獨自滿足”的人，或因各種原因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多種多樣的性的人，提供了“釋放的幻覺”。
因為弗萊什曼自大學時代起就看色情作品，喜歡看到照片上漂亮的身體盡享他所認同的自由，于是在每個他辯護的淫穢案裡，他自己都像某種代理被告似的；隻要是涉及性和檢查制度的案子，對他來說就沒有微不足道的。
在洛杉矶，他成功為一家袒胸酒館的老闆辯護；還有一個賣印有瑪麗蓮·夢露裸體照茶杯墊的郵購商人；還有貝弗利山一家商店的老闆，他在櫥窗裡展示裸體塑像，包括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的複制品。
弗萊什曼主要的勝利，包括最高法院的“史密斯訴加利福尼亞州案”，在該案裡他為自己的委托人——一位叫埃利埃澤·史密斯的書店老闆，因為在他的書架上有一本淫書《比生活更甜美》而被捕——辯護，說他不應該負有責任，除非警方可以證明史密斯知道這本書是淫穢的。
在另一個最高法院的裁決——“一些書訴堪薩斯州案”——中，弗萊什曼使得法官嚴格限制反堕落小隊突襲查抄倉庫和書店時可以使用的調查沒收手段。
弗萊什曼也到其他州——密歇根州、愛荷華州、得克薩斯州、亞利桑那州、夏威夷，為桑福德·阿達伊出版《一個警察的性生活》的權利辯護；剛飛過一片暴風雪抵達芝加哥，在旅伴的幫助下走下飛機溜滑的舷梯，弗萊什曼就走進法庭，為一位因銷售一本叫《異域曆險》的雜志而被捕的煙草店主辯護。
弗萊什曼堅持，對性的描述和讨論，有權與對宗教和政治的描述讨論獲得同等的法律保護。
他對陪審團說：“所有鎮壓的根基是對非正統的恐懼——不管這種非正統是在宗教、政治還是道德中，這種恐懼在我們的國家沒有立足之地。
”他又補充道：“隻有畏懼性愛的人才會認為《異域曆險》是危險的。
對性有健康态度的人，根據他們品味的不同，會覺得它要麼無聊要麼有趣。
但他們都會擯棄這種荒謬的想法，即這本雜志會腐化一般人的心靈。
”
仔細讨論了六個小時後，陪審團宣告被告無罪。
盡管斯坦利·弗萊什曼此前赢了所有涉及威廉·哈姆林的案子，他在1974年4月中旬這趟去華盛頓為插圖報告辯護的旅行中卻充滿了深切的憂慮，因為他現在要面對的，是保守派法官占多數的最高法院——如果像一年前的米勒案那樣投票的話，這必然會讓他的委托人進監獄。
雖然弗萊什曼相當有信心他今天在法庭上的立場會得到道格拉斯、布倫南、斯圖爾特和馬歇爾法官的支持——四人在米勒案中也站在米勒那一邊，但他也知道其他五個人會是個麻煩，他們對色情作品的厭惡不僅在之前的投票記錄中如日昭昭，也在尼娜·托滕伯格這樣的華盛頓記者寫的報紙文章中進一步被強調，而她明顯在最高法院内部有密切的線人。
托滕伯格小姐描述法官們在放映室裡看完色情影片後如何反應，她寫到鮑威爾法官似乎非常尴尬，布萊克門法官幾乎要患上“緊張性神經症”，而懷特法官變得焦躁不安，稱這樣的電影純屬“污穢”。
盡管法院裡職分較低的威廉·H.倫奎斯特法官，在《紐約時報》中又一次被描述成是躲躲閃閃的“觀望的女孩子”，但人們知道，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一樣對色情作品充滿反感，而伯格常常會抵制這種放映。
道格拉斯法官大部分時間也缺席，但和伯格的原因不同——他将第一修正案解讀為不管熒幕上放的是什麼都不允許審查性作品，于是就覺得，沒什麼正當理由在繁忙的工作日花時間坐在黑屋子裡，觀看據稱是最新的X級醜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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