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懷特對“回憶錄案”的記憶很準确，然後繼續他準備好的演說，迅速忽略了威廉·布倫南法官打斷他的努力。
“請暫停一下，塔特爾先生，”布倫南法官終于說。
塔特爾轉向這位陰沉着臉的70多歲的老人，正是他起草了廣受争議而現在行将消亡的“回憶錄案”意見書。
塔特爾聽到布倫南問，“是否所有這些讨論暗示着，也許甚至米勒判決，也沒法給這個非常麻煩的領域下定論？”
“米勒判決給我們……”
“那不是我的問題，”布倫南插進來，“我的問題是，你是否認為米勒判決必然是這個領域的定論？”
“米勒判決當然不是它的定論，”塔特爾說，“因為我們今天在這裡，我們今天帶着一些問題在這裡。
但是我們的問題和米勒判決的應用有關。
我們在這裡，不是為了質疑米勒判決中所表述的判斷淫穢的标準，而僅僅是試圖決定，在此種定義之下，一個米勒案之前的判決是否能被維持。
”塔特爾停下來等一些回應；由于沒有回應，他繼續說下去：“現在我們不相信，對‘米勒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中包含着的地方标準的批評，必然會使所有在米勒案之前的聯邦淫穢案起訴無效。
而且我們不認為最高法院有這樣的想法。
首先，自米勒判決起，有大量的案子被依照米勒判決發回上訴法院重審。
這些都是聯邦案例，陪審團被要求使用國家标準，就像（哈姆林在聖地亞哥受審時的）陪審團一樣。
而且我們相信，如果米勒判決之前的案子，因為使用國家标準而令法規準則含糊不清、不符合憲法要求的話，我們看到的應該是推翻原判，而非發回重審……”
看到發言台上的小燈開始閃爍，提示他時間快要到了，塔特爾做結語時提高了聲調：“……如果人們質疑被告在國家标準之下被錯誤地審判了，我們會說這是一種無害的錯誤，因為（哈姆林的）材料在任何标準之下都是淫穢的，上訴人的出版物超越了任何社區的底線。
”停頓了一下，他說：“非常感謝。
”然後落座。
首席法官伯格點點頭，然後面向右邊說：“弗萊什曼先生。
”
弗萊什曼很明顯被塔特爾的結語激怒了，他一到達發言台就開始咄咄逼人地駁斥政府公訴人的論點。
“首席法官，”弗萊什曼開始說，“……這份材料完全不是淫穢的！它在國家标準下不是淫穢的。
在地方标準下也不是。
……公訴人說它在任何标準下都是淫穢的。
我要提醒法庭一部電影《深喉》，它曾經被認為在任何标準下都是淫穢的，卻不斷被全國的地方陪審團認為不是淫穢的。
”
政府對哈姆林的起訴，弗萊什曼繼續說，是任意構想的、含糊定義的，在法律上充滿缺陷。
這份起訴以考姆斯托克式的語詞為特點，例如“淫蕩”“猥亵”“下流”“污穢”和“龌龊”，但是它卻不能證實哈姆林本人犯下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侵害公共道德的罪行。
“看看這份起訴狀——有明确性可言嗎？”他申訴道。
“沒有，”他回答：“它一點也不明确……起草這份起訴狀時法律對淫穢的定義是什麼呢？懷特法官提出‘全然沒有可取的社會價值’并不是定義的一部分。
就當前的意圖而言，我不在意它是否是定義的一部分。
我不在意它是地方标準還是國家标準。
我不在意你是以國家标準、地方标準或完全沒有标準來判定什麼是淫邪的興趣。
我隻是要說，如果你有一項如此懸而未決的法規，那麼絕對不能再降低的最低限度是，我們有權在起訴書中知道所犯下的到底是什麼罪，而不是類似‘淫蕩’‘猥亵’這樣含糊的詞，然後說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什麼意思、我們毋庸置疑一直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
“現在，”他繼續說，“我們确實有其他觀點，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強調一些由起訴書的缺陷所帶來的罪行。
例如，回應我們索要詳情說明的請求，我們被以法定的語言指控說涉案材料是違法的，因為它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興趣。
但是（聖地亞哥陪審團）……被告知如果材料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興趣或者一個明确定義好的性反常人群的興趣，他們就可以定罪。
當我們向上訴法院申訴時，上訴法官贊同，應該僅僅根據一般人标準來衡量，但認為這是一個無害的錯誤……”
“關于勾引的問題也是這樣，”弗萊什曼繼續說：“起訴書上并沒有提到勾引，詳情說明裡也沒有——但是陪審團卻被指導說，他們可以基于一套‘勾引’的說法來定罪，即使完全沒有證據表明有勾引存在。
我所知道的沒有一個案例表明，一份廣告能夠‘勾引’起人們對它本身的興趣……”
“金茲伯格案呢，弗萊什曼先生？”首席法官伯格問，“裡面什麼也沒有表明嗎？”
“并沒有，”弗萊什曼說：“尊敬的法官閣下，我對金茲伯格案的理解是，法庭認為涉案書籍是淫穢的，是因為宣傳這些書籍的小冊子實際上聲稱它們是淫穢的，因此這點就被考慮在内。
但是對金茲伯格案的判決完全沒有提出，廣告可以勾起人們對它自己的興趣。
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過去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小冊子被郵寄出去，它或者是淫穢的或者不是。
在任何情況下它也沒有讓自己去勾引……”
“弗萊什曼先生，是否有記錄顯示這份5.5萬人的郵寄名單是如何編制出來的？”這時傳來劉易斯·鮑威爾法官輕柔的泰德沃特——裡士滿口音，這是他今天第一次說話；弗萊什曼用拐杖将自己轉向他的方向，以直接面對這位坐在最左邊的詢問者，這位法官可能會在這件案子裡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律師用謙和的方式回答說：“尊敬的法官閣下，記錄并沒有顯示。
我們有的确切的記錄是，有12個人受到了冒犯。
這是我們知道的一切。
有5.5萬或5.8萬本（小冊子）被郵寄，有12個人受到了冒犯……”
“是否有記錄顯示這5.5萬或5.8萬個人曾要求郵寄這本小冊子？”
“并沒有關于這一點的記錄，尊敬的法官閣下。
”
“記錄是否顯示，”鮑威爾繼續說，“有未成年人收到了這本小冊子？”
“記錄确實顯示完全沒有任何未成年人收到了它。
”弗萊什曼回答，很高興有機會讓最高法院的法官們對這一事實印象深刻；他也抓住機會補充到，哈姆林的辦公室知道有12個人向郵局投訴後，馬上從這名經銷商的郵寄名單中删除了全部12個名字，保證投訴者日後不會再收到更多與性相關的郵件。
“我猜想，”鮑威爾法官繼續輕柔地說，“沒辦法确定，在這5.5萬個收到小冊子的家庭裡孩子的數量？”
“沒有辦法，”弗萊什曼承認，“但因為我們是在猜想，我能這麼說，尊敬的法官閣下：我知道這份名單的意旨是，郵寄給此前表露過想要接收性露骨材料的人。
隻有那樣的郵寄名單才是有價值的，因為得寄給感興趣的人……如果您想要售賣貓糧，就需要寄給家裡養了貓的人。
”
注意到鮑威爾嚴肅的面孔上淡得難以察覺的微笑，弗萊什曼繼續說：“所以事實是，小冊子被盡可能多地寄給了曾表露出想要它的成年人。
現在，我不想誤導法庭，因此必須承認這些并不在記錄中，但是我認為這是對誰是收件人這一問題真實正确的回答。
像我說的那樣，我們有12個人受到冒犯。
但是，”他總結道，“很多政治宣傳小冊子也會有12個人受到冒犯，尊敬的法官閣下。
”
鮑威爾法官似乎對弗萊什曼的回答感到滿意，沒有繼續問下去。
因為分配給辯駁的時間到了，弗萊什曼向法庭緻謝，然後聽到首席法官伯格宣布：“此案已被提交。
”執行官敲下槌子，九名法官站起、轉身，迅速消失在紅色天鵝絨帷帳後面。
聽衆們開始離席，慢慢穿過擁擠的走道向後面出口移動；但是哈姆林擠到前面律師席和弗萊什曼握手，祝賀他對案子精彩的處理，表示對結果很樂觀。
弗萊什曼微微笑着，但是提醒他不要過度樂觀。
十周後宣布的投票結果可能會很接近，弗萊什曼預測；也許會是五比四，鮑威爾法官私下的沉思和變化可能會決定整個案子的結果。
1974年6月24日，斯坦利·弗萊什曼從華盛頓收到了糟糕的消息：以五比四的投票結果，哈姆林輸了官司。
最高法院的四名自由派法官——道格拉斯、馬歇爾、布倫南和斯圖爾特——支持哈姆林，但是鮑威爾法官還是和其他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以及懷特法官站在同一陣營，組成了多數投票。
倫奎斯特法官起草的多數派意見書，駁回了弗萊什曼為哈姆林做的所有辯護。
倫奎斯特表明，政府起訴書在闡明哈姆林的罪名方面已經“足夠清晰”；考姆斯托克郵政法案中類似“淫蕩”“猥亵”“下流”等詞在證明定罪合理方面，并不“過于含糊”；加利福尼亞州法官在聖地亞哥對哈姆林案的審判中，應用國家标準并駁回地方證據，“在憲法上并非不正當”。
盡管哈姆林也許真誠地相信，他的小冊子在法律上不是淫穢的，倫奎斯特說實際上這無法為他辯護；倫奎斯特援引1896年的“羅森訴美利堅合衆國案”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案中一名叫盧·羅森的紐約出版商聲稱，他不知道自己期刊照片裡女模特擺的造型是淫穢的，最高法院告知他，他對淫穢的認識與本案無關——他的罪名最終成立，因為他知道自己所郵寄的材料的内容。
電影《獵愛的人》被宣判無罪，相伴的意見書也是由倫奎斯特書寫——“電影中偶爾有裸體鏡頭，”倫奎斯特寫道，“但是裸體本身并不足以證明材料在法律上是淫穢的”——但哈姆林的小冊子卻是，用倫奎斯特的話說：“一種露骨的色情材料，正是米勒案所描述的那類需要禁止的材料。
”所以，對哈姆林的判決是不可改變的了；牢獄之災不可避免；8.7萬美元罰金必須償付。
全國報紙的社評版上幾乎沒有同情哈姆林的聲音，新聞專欄上也隻簡單報道了此事——除了CDL的《全國正派報道》，它頭版刊印了倫奎斯特法官的照片和一篇吹捧他的判決的文章，大标題是“淫穢案起訴獲全系統通過”。
在弗萊什曼的請求下，一些律師、作家、出版商和編輯與哈姆林的家人一起寫信給聖地亞哥的法官懇求慈悲，他現在掌控着哈姆林當前的命運；但在付給罰金後，弗萊什曼取得的唯一讓步，是在終端島[終端島（TerminalIsland），位于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矶縣、洛杉矶港和長灘港之間的一個島嶼，島上設有終端島聯邦教化所。
]的刑期減少為不到一年，條件是哈姆林切斷與色情出版業一切商務聯系，并從此停止書寫、編輯或散發任何和性哪怕隻有一點關系的材料。
哈姆林也認識到，為了不違背五年緩刑期的要求，他應該明智地避免寫雜志文章或書來評論性法案的變幻莫測，或者悲歎自己的處境和刑罰——這意味着他對自己案子的觀點隻能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寄給朋友或律師。
似乎他仍舊難以置信，在給弗萊什曼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是一名罪犯……這被決定了。
九票中的一票決定了，宣傳書的小冊子是非法的，我的判刑就這樣被确定了。
無關的想法，它的混亂體現出它受到的重創：小冊子郵寄時布萊克法官還在最高法院……這一票可能會是不同的，我就不會是一名罪犯……但是布萊克法官現在不在（被鮑威爾法官取代），因此我成了罪犯，要陷入囚犯生活和囚犯頭銜的靈泊。
一個人要如何适應這一點？個人喜好和法律歧義可能使正義的天平以五比四向任何方向搖擺……像黃昏時的風一樣反複無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