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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證據被排除在外，僅僅因為法庭認為，唯一适用的是國家标準而非當地标準。

    因此，如果我們再一次遵循政府的建議，使用當地标準的話，很明顯該案的判決應該被逆轉……” 威廉·哈姆林坐在擁擠的屋子裡，周圍的人都沒認出來他就是本案幕後的主人公，他不時點頭同意他的律師提出的論點。

    旁邊坐着他的妻子弗朗西絲，她看着遠處法官們的臉，尋找他們對弗萊什曼的話作何反應的迹象。

    她的女兒黛博拉看起來很緊張，黛博拉另一邊坐着弗萊什曼19歲的女兒朱迪，看起來很冷靜。

    朱迪·弗萊什曼此前和父親一起去過法庭，她有信心此案和其他案子一樣會獲得有利判決。

     斯坦利·弗萊什曼陳詞時，最高法院的法警在過道上來來回回地走，觀察着聽衆，确保沒人使用錄音機或照相機甚至記筆記；耳語也是禁止的，盤腿坐或胳膊放在椅背上休息也是不允許的。

    突然一個法警在哈姆林座位旁邊的過道上停住了，冷峻地盯着朱迪·弗萊什曼，搖了搖手指。

    朱迪被抓到在嚼口香糖。

    她盡量若無其事地把口香糖吐在一張紙巾上包好，放進裙子的口袋裡。

     當她再一次把注意力轉到發言台時，看見父親已經暫時把位置讓給了同事山姆·羅森韋恩律師，一個快要70歲的謝頂灰發男人，他向法官們闡釋說：“我所關注的是‘明知’的問題，即有罪的知悉，以及憲法所允許的起訴需要滿足哪些主觀條件……”停頓了一下，羅森韋恩繼續說：“回應我們索要詳情說明的動議，（控方）主張，他們并未宣稱這些被告事實上知悉涉案材料是淫穢的——他們所宣稱的僅僅是，被告知悉小冊子的内容，而這已足夠滿足對‘明知’的要求。

    ” “羅森韋恩先生，你是否暗示，”首席法官伯格問道：“在陳列或散發材料之前，該材料的負責人必須知曉這些材料是淫穢的，這樣才能夠立案？” 羅森韋恩回答：“我的論點僅僅是：控方的舉證必須排除合理懷疑，證明被告曾知曉材料的内容，且帶着訴諸淫邪興趣的特定意圖來散發此材料。

    我認為淫穢案的控方需要負有這樣的舉證責任……” 近旁，坐在政府席位上聽着的是哈姆林的指控方——大胡子的耶魯大學年輕畢業生艾倫·塔特爾，他在副檢察長辦公室任職。

    今天早些時候，他把自己的黑胡子修剪到法庭可以接受的長度，私下彩排了很多次他現在随時就要展開的辯論，塔特爾感覺自己在個人和專業方面都做好了準備；遵循所有聯邦政府律師在最高法院出庭時的傳統，塔特爾身着正裝禮服，一件黑色的燕尾服外套、灰色條紋褲、黑色背心、白襯衣和銀色絲綢領帶。

    盡管他自己不厭惡性露骨的圖片，在最喜歡的華盛頓理發店裡也大大方方地浏覽《閣樓》，但塔特爾相信，哈姆林的小冊子過分生動了，在法律上是淫穢的。

    要是哈姆林能印上總統報告的一些文字片段，那這本小冊子還稱得上是有那麼一點嚴肅的意圖；雖然斯坦利·弗萊什曼對塔特爾即将闡述的觀點的駁斥，是今天口頭辯論階段的結語，塔特爾想不到弗萊什曼能為小冊子裡這樣的圖片辯護什麼：裸體的戈黛娃夫人[戈黛娃夫人（LadyGodiva，約990-1067），一位盎格魯——撒克遜的貴族婦女。

    據傳說為了争取減免丈夫強加于市民們的重稅，她裸體騎馬繞行考文垂的大街。

    ]含着她騎的馬的生殖器。

     羅森韋恩坐下後，首席法官伯格終于向艾倫·塔特爾點頭示意，塔特爾一刻不耽誤，馬上開始質疑小冊子的價值。

    “首席法官先生，庭上，請允許我……”他開始說，“我請求最高法院仔細考量涉案的材料。

    這本小冊子隻有一頁：一邊是插圖版報告的封面照片和一張禮品券，指明在哪裡可以買到這本書；另一邊則完全是一組展示各種性愛場面的照片。

    在任何定義之下，在任何社區标準之下，這都毫無疑問是露骨的色情産品。

    ” “上訴人卻聲稱應該撤銷對他們的定罪，”塔特爾繼續說，“他們辯稱，米勒判決告訴我們，聯邦對于淫穢的标準含糊不清、不合憲法，至少在米勒判決之前是這樣……但是我對米勒判決的解讀是，最高法院認為，在羅思判決中對于淫穢的定義——例如要求‘全然沒有可取的社會價值’——在憲法上是不必要的，而且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很難證明的；最高法院制定了新的規則。

    但是我不認為，當最高法院決定米勒判決是未來審理淫穢案的标準時，它的意思是所有之前應用了羅思案之定義的判決就都是違憲的，或以違憲的方式判決的，或這些判決所基于的規則就使這些判決無效了……” “那麼那些案例的意思是，”波特·斯圖爾特法官打斷說：“标準需要非常具體，才不會在憲法上被認為有缺陷。

    ” “是的，法官先生，我也正要表達此點……米勒判決要求，判斷淫穢的标準被限制為：可适用的州法律中對性行為的具體描述……而且它表明，如果對聯邦标準的清晰性有嚴重的懷疑，我們需準備好将這些标準理解為露骨的性行為。

    而且事實上……” “但是已經定罪之後就難以探讨這些标準了，不是嗎？”斯圖爾特法官說。

     塔特爾和斯圖爾特繼續辯論下去；然後塔特爾不被打斷地說了幾分鐘，直到斯圖爾特法官再次開始問問題，大部分讨論的是，各種各樣的社區如何能夠公正地解讀和實施哈姆林身陷其中的聯邦郵政法規。

    “米勒案應對的是一項州法律，”斯圖爾特提醒塔特爾：“在一州之外并不可适用。

    但是此案中（哈姆林案）我們應對的是一部聯邦法律（考姆斯托克法）。

    ”然後斯圖爾特補充到，現在這部古舊的聯邦郵政法在全國已有數不勝數的地方釋義。

    斯圖爾特提出，這就好像：“副檢察長辦公室裡的某人告訴我們，國内稅收法規在全國很多地方有了不同的含義。

    ” 但是，塔特爾回答：“最高法院在一個僅涉及州法律的案子（米勒訴加利福尼亞州案）裡回到臨時性的社區标準，是因為它發現，陪審團表述和理解國家标準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

    如果是這樣，那麼一個試圖裁斷聯邦淫穢案起訴的陪審團，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第一修正案和國家标準無關嗎？”道格拉斯法官問。

     “當然有關，”塔特爾說：“最高法院在分析第一修正案的基礎上，制定了對國家标準的要求。

    （關于考姆斯托克聯邦郵政限制）我要說的僅僅是，我不認為國會考慮的是所謂地區标準或國家标準——他們考慮的是陪審員會認為是淫穢的材料——而這再一次是米勒案告訴我們的。

    ” “我設想這是真的，”首席法官伯格用心良苦地補充道：“在肯塔基州經營沒有執照的電影劇照生意，比起在其他州經營，也許會從陪審團那裡得到不同的回應，因為在其他州這并非是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事。

    但是法規準則還是同一個準則，對不對？” “是的，”塔特爾回答，“對于很多罪行都是如此，事實上我要說在大部分情況下，犯罪是……” “但是，”瑟古德·馬歇爾法官說：“你能說在紐約州一張電影劇照不是一張電影劇照嗎？”這個問題令塔特爾很困惑。

    “它是或者不是一張劇照！”馬歇爾不耐煩地叫出來，讓塔特爾大吃一驚。

    “它在紐約州和在肯塔基州一樣是同一張劇照！” “我非常同意，馬歇爾法官先生，”塔特爾說，“這也是為何我說在那些情況下……” “但是，”馬歇爾繼續說，“你能在肯塔基州有《獵愛的人》的劇照，卻不能在紐約州有……” “《獵愛的人》也許超越了佐治亞州奧爾巴尼市有關坦率的邊界，”塔特爾說：“而且《獵愛的人》也許事實上是在勾起佐治亞州奧爾巴尼市一般人淫邪的興趣，但是如何評判仍舊是最高法院的權力……” “塔特爾先生，”馬歇爾打斷他，說得溫和了些：“我唯一的異議是：你在推斷米勒判決改變了（考姆斯托克）法規的決定。

    ” “我并不認為米勒判決僅僅是，如果我能這麼說的話，一項決議。

    ” “那麼我來問問你——米勒判決對這項法規的影響是什麼呢？” “米勒判決僅僅涉及淫穢材料……” “沒錯。

    ”馬歇爾說。

     “最高法院自羅思判決起就嘗試确定‘淫穢材料’的意涵，”塔特爾繼續說，“在每一個判例中，最高法院制定的規則都有些許不同。

    今日所陳述的米勒判決在社區标準問題上的意見，是該标準必須是當代論壇社區的标準。

    ” “你能否勸告一名被告是否該當服罪？”道格拉斯法官問，補充道，“……（法規準則）是否足夠明确，還是過于隐晦使得我們隻能臆測？” “我認為，”塔特爾回答說，“這是很明顯的，法官先生，對淫穢的定義并不像關于其他罪行的法規那麼清晰明确……” “在這項聯邦法規下，”道格拉斯推理道，“……從紐約州郵寄材料可以是無罪的，但是在加利福尼亞州接收和銷售這些材料可以是一項罪行——對嗎？” “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塔特爾說：“我們可以推測這樣的情形。

    但同時，在材料被散發、罪行被犯下的地點下達有罪判決也是有可能的。

    ” “塔特爾先生，”首席法官伯格補充道，似乎想要幫助澄清反淫穢法案變幻莫測的性質，如果不是為這種性質辯護的話，“最高法院在過去15年間對淫穢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定義——改變這些定義并不是什麼新鮮事，不是嗎？……從羅思判決到雅各布斯判決到其他判決一路下來，這是一場革命……” “這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努力，”塔特爾同意，“來嘗試制定可操作的準則……” “塔特爾先生，”拜倫·懷特法官問，“你指出在米勒判決之前，有第三條評價準則，即材料需要‘全然沒有可取的社會價值’——你所憑借的是哪些判例？” “我憑借的是‘回憶錄訴馬薩諸塞州案’。

    ” “該評價準則在此案中獲得幾票？” “獲得了三票。

    ” “那麼，在哪個判例中它獲得了五票？” “……很抱歉，”塔特爾糾正自己，“正是在‘回憶錄案’中它獲得了五票。

    ” 懷特法官微微皺起眉頭，似乎塔特爾的回答惹惱了他。

    雖然60年代中期，确實有五名法官在“回憶錄案”中允許描寫芬妮·希爾的小說合法化，但當時确實也隻有三名法官，同意那份觀點不統一的意見書中所使用的特定語言——甚至在八年以後的今天，懷特法官（之前是反對這本書的）似乎仍舊對那次的結果耿耿于懷；他以清晰硬冷的語調提醒塔特爾，“回憶錄案”“并沒有獲得五票”。

     “我認為它獲得了五票的原因是，”塔特爾執意解釋道，懷特的嘴唇繃緊了，“有兩名最高法院的法官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這本書都應受憲法保護，有三名法官認為，除非能證明這本書‘全然沒有可取的社會價值’，否則它應該受到憲法保護……” “但是事實仍舊是，”懷特說，俯視着塔特爾，“從來沒有一個時刻有五名最高法院法官同意那條評價準則。

    ”塔特爾沉默的時候，斯坦利·弗萊什曼饒有興緻地觀察着懷特法官展現出來的冷酷性格。

    此前弗萊什曼認為，自己頗有機會使懷特轉而支持哈姆林，但是現在他看出來，唯一的希望隻在劉易斯·鮑威爾法官身上了，那個坐在最左邊的瘦削、安靜的弗吉尼亞州人，正用細長的手指輕撫自己蒼白的尖下巴。

    這時，雄辯的艾倫·塔特爾機智地結束了和懷特的争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