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讓他過酒，“當年大陸失敗，你們這批‘民主人士’，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哩！你們在報上天天攻擊政府，青年學生聽你們的話，也都作起亂來。
”
“表哥，你當時親眼見到的，”鼎立表伯極力分辯道，“勝利以後，那些接收大員到了上海、南京，表現得實在太壞！什麼‘五子登科’、‘有條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說他們是‘劫收’，一點也不冤枉——民心就是那樣去的，我們那時還能保持緘默麼？”
大伯靜靜地聽着，沒有出聲，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淌到面頰上的眼淚。
沉默了半晌，他突然舉起靠在桌邊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廳牆壁上那張大照片叫道：
“都是蕭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時！”大伯的聲音變得激昂起來，“要不然，上海、南京不會出現那種局面。
蕭先生飛機出事，還是我去把他的遺體迎回南京的呢。
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們心中暗喜，蕭先生不在了，沒有人敢管他們，他們就可以胡作非為了。
我有一個部下，在上海法租界弄到一棟漢奸的房子，要來送給我邀功。
我臭罵了他一頓：‘國家就是這樣給你們毀掉的，還敢來賄賂我？’我看見那批人那樣亂搞，實在痛心！”
大伯說着用拐杖在地闆上重重地敲了兩下，敲得地闆咚咚響。
“我跑到紫金山蕭先生的靈前，放聲痛哭，我哭給他聽：‘蕭先生，蕭先生，我們千辛萬苦赢來的勝利，都讓那批不肖之徒給葬送了啊！’”
大伯那張圓厚的闊臉，兩腮抽搐起來，酒意上來了，一張臉轉成赤黑，額上沁着汗光，旋即，他冷笑了兩聲，說道：
“我不肯跟他們同流合污，他們當然要排擠我喽，算我的舊賬，說我關在‘七十六号’的時候，有通敵之嫌。
我羅任重扪心自問，我一輩子沒出賣過一個同志。
隻有一次，受刑實在吃不住了，招供了一些情報。
事後我也向蕭先生自首過，蕭先生諒解我，還頒給我‘忠勇’勳章呢！那些沒坐過老虎凳的人，哪裡懂得受刑的滋味！”
“表哥，你抗日有功，我們都知道的。
”鼎立表伯安撫大伯道。
大伯舉起他那隻青瓷酒杯，把杯裡半杯茅台，一口喝光了。
“大伯，你要添碗飯麼？”我伸手想去拿大伯面前的空飯碗，大伯并不理睬，卻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問我道：
“你爹爹的追悼會，幾時舉行啊？”
“我到上海，第二天就舉行。
他們準備替爹爹平反，恢複他的名譽呢。
”
“人都死了，還平反什麼？”大伯提高了聲音。
“不是這麼說，”鼎立表伯插嘴道，“任平平反了，齊生的哥哥日子就好過得多。
我的案子要不是今年年初得到平反，鼎豐申請我來美國，他們肯定不會放人。
”
“我死了我就不要平反！”大伯悻悻然說道，“老實說，除了蕭先生，也沒有人有資格替我平反。
齊生，你去替你爹爹開追悼會，回來也好替你大伯料理後事了。
”
“大伯，你老人家要活到一百歲呢。
”我趕忙笑着說道。
“你這是在咒我麼？”大伯豎起兩道花白的關刀眉，“你堂哥怕老婆，是個沒出息的人，我不指望他。
大伯一直把你當做自己兒子看待，大伯并不想多拖累你，隻交代你一件事：大伯死了，你一把火燒成灰，統統撒到海裡去，任它飄到大陸也好，飄到台灣也好——千萬莫把我葬在美國！”
大伯轉向鼎立表伯道：
“美國這個地方，病不得，死也死不起！一塊豆腐幹大的墓地就要兩三千美金，莫說我沒錢買不起，買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些洋鬼子去擠去！”
大伯說着嘿嘿地笑了起來，他拍了拍他那粗壯的腰，說道：
“這些年我常鬧腰子痛，痛得厲害。
醫生掃描檢查出來裡面生瘤，很可能還是惡性的呢。
”
“醫生說可不可以開刀呢？大伯。
”我急切問道。
“我這把年紀還開什麼刀？”大伯揮了一下手，“近來我常常感到心神不甯——我曉得，我的大限也不會遠了。
”
我仔細端詳了大伯一下，發覺伯媽過世後，這兩年來，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
他的臉上不是肥胖，竟是浮腫，兩塊眼袋子轉烏了，上面沁出點點的青斑，淚水溢出來，眼袋上都是濕濕的。
“鼎立，”大伯淚眼汪汪地注視着鼎立表伯，聲音低啞地說道，“你罵我是‘劊子手’，你沒錯，你表哥這一生确實殺了不少人。
從前我奉了蕭先生的命令去殺人，并沒有覺得什麼不對，為了國家嘛。
可是現在想想，雖然殺的都是漢奸、共産黨，可是到底都是中國人哪，而且還有不少青年男女呢。
殺了那麼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殺了。
”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聲，他的嘴皮顫動了兩下，好像要說什麼似的。
“鼎立——”大伯沉痛地喚道，他伸出手去，拍了一下鼎立表伯高聳的肩胛，“我們大家辛苦了一場，都白費了——”
兩個老人，對坐着，欷歔了一番，沉默起來。
我感到空氣好像突然凝固，呼吸都有點困難了似的。
雖然酒精在我身體裡滾燙地流動着，我卻感到一陣飕飕的寒意，汗毛都豎了起來。
我記起去年李永新到紐約來看我，我與永新有八年未曾見面。
從前我們在哥大都是“保釣”的志友，我抽身得早，總算把博士念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永新卻全身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