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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附錄</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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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論述的兩篇作品(李彤和黃鳳儀象征了東方弱勢文化,而西方男性則象征了西方強勢文化,男性對女性的占有,也就帶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對李彤和黃鳳儀的深切悲憫,正體現出他的國族(中國)立場和東方意識。

     發表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兩篇政治意識強烈的作品。

    這兩篇小說在反思中國人政治選擇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基礎上,寫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鬥争所引發的人生的荒誕。

    《夜曲》寫的是一群留學海外的中國人與祖國的關系和由此導緻的不同命運,當初沒來得及回國的吳振铎在國外事業有成,但愛情不幸(和美國猶太人最終分手),學成回國的呂芳、高宗漢、劉偉卻在國内遭遇曆次政治運動,最後高宗漢在“文革”中自殺,劉偉變得學會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自我保護,呂芳則在“文革”後重返紐約。

    當吳振铎和呂芳這對戀人二十五年後在紐約重逢時,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吳振铎的異國婚姻,以失敗告終,而當初呂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選擇,二十五年後卻因政治的動亂而顯出了它的荒誕性——這種人生的荒誕性到了《骨灰》中變得更加令人觸目驚心。

    當年一對表兄弟,一個是對國民黨忠心耿耿的特工,一個是站在共産黨一邊的民主鬥士,為了政治理想,鬥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後,他們卻在異國重新聚首,此時的特工,已遭國民黨排擠,民主鬥士,也在大陸成了“右派”,過去的政治對頭,如今到了國外,才又恢複了溫暖的親情。

    對這些曆劫之後還能幸存的老人來說,最深的感觸是當初的政治鬥争其實是白費了——在波谲難測的政治鬥争中,他們都不是赢家,最後都沒有好結果,最終隻能流落異邦,在美國以度殘年,乃至終老他鄉。

    對于《夜曲》和《骨灰》中的呂芳、大伯和鼎立表伯來說,他們的人生磨難都跟政治相關,而對政治的醒悟卻是以自己的一生為代價換來的。

    從中國到美國的路,對他們來說雖然不像李彤和黃鳳儀那樣是從“天上”落到人間,可是經曆了政治鬥争的煉獄,這段路無論如何走得實在不輕松,且代價慘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白先勇站在國族(中國)的立場,對中國現代曆史中政黨鬥争的實質所做的反思。

    在這兩篇小說中,白先勇深懷憂患意識:唯其對中國愛得深,才會對現代史上的中國慘遭政治的撥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對中國人愛得深,他才會對呂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們最後都離開祖國,以美國為自己最後的人生歸屬地滿懷無言之痛。

    這兩篇作品連同前面的《谪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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