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有幾個城市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們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紐約。
從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難看出，白先勇小說所覆蓋的地理空間涵蓋了太平洋兩岸的中國和美國，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遷徙中，漸行漸遠，從中國大陸經由台灣遠走北美。
于是，分屬于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的這些城市，不但成為白先勇小說人物活動的場景，而且在這些城市的轉換間，也隐含着一條這些人物“行走”的曆史軌迹。
在已經成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經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衆多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台北人”形象，在從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間轉換中，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揮之不去的卻是桂林記憶、上海記憶和南京記憶，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種“身移”而“心不轉”的錯位，身在台北卻對桂林、上海和南京難以忘懷，導緻了這些“台北人”的心靈痛苦和精神悲劇。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疊，源自國共兩黨此消彼長所引發的中國社會的乾坤旋轉，不管小說中的人物怎麼“行走”，這些城市畢竟還在中國的版圖之内，人物雖然在大陸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間擺蕩撕扯，到底也還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到了《紐約客》，情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不但人物從中國跨到了美國，而且城市也從台北轉到了紐約，人和城都出了中國的疆界。
假使說《台北人》重在寫台北的大陸人的故事，那麼《紐約客》則以紐約的“世界人”為描寫對象——這裡所謂的“世界人”既指中國人到了國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時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國人的外國人。
《紐約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創作的小說系列，《紐約客》之名或許借自美國著名文學雜志NewYorker，卻與《台北人》正好成為一個渾成的佳對。
從收錄在《紐約客》這個集子中的六篇小說來看，《谪仙記》和《谪仙怨》寫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發表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DannyBoy和TeaforTwo則是最近幾年創作的作品。
仔細對照這些分屬不同時期的小說，或許可以發現，體現在白先勇《紐約客》中的創作立場，經曆了一個從上個世紀的國族（中國）立場，到近年來的世界主義的變化過程。
《紐約客》中的六篇小說，活動場景都集中在紐約，但人物的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牽連，仍然割不斷和中國的聯系。
《谪仙記》和《谪仙怨》兩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黃鳳儀在上海時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離開上海（台北）到了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