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不約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間（紐約），是她們共同的人生軌迹，在紐約她們或在自毀自棄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淪掙紮。
李彤和黃鳳儀的身世巨變，固然由國内政治形勢的天旋地轉而來，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紐約的城市對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給我們一種暗示：對李彤和黃鳳儀而言，上海的繁華是她們的，而紐約的熱鬧卻與她們無關；她們在上海時是中國（蒙古）的“公主”，到了紐約卻變成了風塵女郎[李彤在讀書時被美國視為“中國的皇帝公主”，黃鳳儀淪落風塵後“蒙古公主”成了她的招牌——這或許可以說明她有“公主”的氣質，而她的行為和處境，事實上已成為高級的風塵女郎。
]。
從上海到紐約，她們跨越的不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間的界限——在天上她們是主人，到了人間她們卻成為消費品。
《谪仙記》、《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黃鳳儀，在上海（代表中國、東方）和紐約（代表美國、西方）這兩個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運，或許并不是偶然，如果聯系同時代的吳漢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紐約近郊安樂鄉（《安樂鄉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難看出，白先勇筆下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到了國外成為“世界人”的時候，他們的困境基本是一緻的。
這也就是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時候，是持了一種強烈的國族（中國）立場的，站在中國的角度看，那時候來到紐約（芝加哥）這樣的美國大都會的中國人，遭遇的是一種放逐，一種谪仙，和一種人生的巨大落差。
《台北人》中的錢夫人們從桂林、上海和南京來到台北，是國内政治鬥争的結果，我們從中看到的是同一個國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國民黨來台的一群）的命運；到了《紐約客》中的李彤們，她們從上海（台北）來到紐約，原因可能還是國内政治鬥争的結果，可反映的卻是同一種人群（中國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運。
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場，概括為站在失敗者的一邊，同情那些來台的大陸人的話，那麼在《谪仙記》和《谪仙怨》中，他則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在中西文化夾縫中失魂落魄、沉淪堕落的“谪仙”們，寄予了深深的悲憫。
值得注意的是，當《谪仙記》中的李彤輾轉在一個又一個外國男人之間，《谪仙怨》中的黃鳳儀成為外國男人的性消費品的時候，其中的男女關系，已然隐含了“東方／女人／弱勢出賣者”對“西方／男人／強勢購買者”的二元對立框架，這使《谪仙記》和《谪仙怨》在某種意義上講，成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華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