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風華正茂，豪氣幹雲，但當年都為了“愛國”卻彼此成了“敵人”，如今在異鄉落得窮愁潦倒，有“同悲失路之歎”，有“相濡以沫之悲”，而都背着中國近數十年的災難在身上，而又都與叙事者有親戚關系，都發出“死無葬身之地”的浩歎。
就是這兩個人物的背景及故事，最足以代表中國近數十年的崎岖與坎坷，而這類人在美國又最恰以表示中國人“流離”之哀，可見選擇人物來反映晚近中國的時代悲劇，是白先勇經過千思萬慮而決定的。
這一決定當然是适當的。
選取叙事觀點又怎樣呢？這篇小說中的叙事觀點是這個眼睛看着、耳朵聽着的人是誰？那是一個後輩，是兩個主角大伯、表伯的“侄兒”。
因為他們有親戚關系，所以聽長輩來講當年的故事，乃特别有親切感，而他是後輩，對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在似識未識之間，所以在親切感當中又有某種客觀的距離，這種距離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對讀者更有說服力。
這篇小說叙事觀點的選擇，有個巧妙的竅門，便是既縮短距離又拉遠距離，恰到好處。
就像電影中鏡頭拉得準确，達到最适當的傳達形象、感覺、感情的效果。
一般來說，第一人稱的觀點，是最近距離，是比較主觀的，但小說中這個“我”齊生卻是“客觀的“，因為他一直在“旁聽、旁觀”，有拉遠距離的作用；反而叙說當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羅任重這兩個“他”，成了主觀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離，白頭宮女話天寶，無限的辛酸、委屈、沉痛，對自己數十年來的際遇一一申訴。
這個“他”、“我”互換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們欣賞的。
白先勇選取這兩個人物，不光是因為他們飽經憂患，背負着近數十年中國變局的曆史，而是他們的身份和際遇，有強烈的“反諷性”，而這種“反諷”，恰恰又是中國時代的反諷。
一連串的錯位，悲慘而可笑，壯烈而荒誕，是國共兩黨“革命”之争的寫照。
大伯原是國民黨的軍官，是屢立戰功的抗日英雄。
抗日之外他也幫國民黨殺共産黨及大抓反國民黨的“民主人士”，也抓過這位表弟，他說：“你表哥這一生确實殺了不少人。
那時我奉了蕭先生的命令去殺人，并沒有覺得什麼不對，為了國家嘛。
可是現在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