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自己的命運，乃至改變了我們整個中國的命運。
”
束華如問：“那時候，你有沒有去割過人家的尾巴？”
吳明雄搖搖頭說：“我沒資格。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平川地區最後‘解放’的少數幾個副縣級幹部之一，和陳忠陽是一批。
”
束華如說：“我倒是去割過尾巴的，天天統計各家各戶的雞屁股。
當時規定，每戶隻準養三隻母雞，多一隻就得割尾巴。
我去的那個村，有個癱子，沒法下地掙工分，自己多養了幾隻雞，硬讓公社的人逮住殺光了。
結果，癱子當晚喝農藥自殺了，死時留了一句話，‘我想活，可共産黨不讓我活了’。
這事給我的震動很大，使我對當時的整個政治思想體系都産生了動搖。
我當時就想，這樣搞下去，總有一天老百姓要起來造反的。
”
吳明雄說：“所以，七八年來一次，實在是個大的笑話。
誰給你來呀？是咱們這些各級幹部，還是下面的群衆？多愚蠢啊。
作為一個政黨，執政以後不好好抓經濟，不想着把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抓上去，天天搞運動，搞階級鬥争，搞到最後，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整個民族的素質也嚴重下降。
今天我們面對的許多問題，不少還是那個年代遺留下來的。
所以，我給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出過一個題目，就是，從計劃經濟一下子轉入市場經濟，舊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已經崩潰，新的體系和觀念尚未完整建立起來，在這曆史性的轉軌期裡，我們的行為依據是什麼？如何才能從理論上闡述清楚。
比如說，面前的這條環城路和大漠河的水，我們以這種人民戰争的形式上了，有人也說我們是搞運動。
有沒有些運動的影子？好像是有一點。
彩旗飛舞，鑼鼓震天，我想想也像。
但這裡面的本質區别是，我們是在激發一種大建設的精神，是在解決長期困擾我們平川的兩個根本性大問題，是需要一千萬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完成的。
最終是為平川經濟的全面起飛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奠定基礎。
”
束華如贊歎說：“吳書記，你考慮問題總是那麼深遠。
不過，我的想法是，這些問題就讓搞研究的同志和理論界的同志慢慢去研究。
我們不去多管它，就這樣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勝利者不受指責嘛。
現在，對水和路，不是再也沒人議論了麼？就連謝學東書記也變了，說咱全民辦水，全黨辦路，是一個大膽的創造。
這是他前幾天說的話，咱們駐省辦事處主任居同安把話帶回來的。
”
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