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的公寓——我和戈蘭的住處——被克羅地亞軍方沒收，住進了一戶克羅地亞軍官家庭。
戈蘭的父親想要把我們的東西，至少把書給取出來，但失敗了。
畢竟，戈蘭是塞爾維亞人，估計我也成了那個塞爾維亞婊子。
那是一段對普遍的苦難發起猛烈複仇的時期，人們随處發洩自己的仇恨，而對象往往是無辜的人。
然而，戰争替我們做出的安排，比我們自己所能做出的要好得多。
戈蘭離開薩格勒布時決心走得越遠越好，如今去了地球的另一端。
他離開後不久，我就收到了友人伊内絲·卡迪奇的信，為我提供了一個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擔任兩學期講師的工作機會，教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
她的丈夫塞斯·德萊斯瑪是斯拉夫語言文學系主任，需要有人應付激增的學生。
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系裡在舊偏閘運河一帶給我找了間公寓。
這是一條小運河，旁邊隻有幾棟房子，一端通往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另一端如棕榈葉般散開，分别通往知名的華人街善德街，以及穿過紅燈區的舊城側正面運河和舊城側背面運河。
公寓位于地下室，面積很小，像是一間廉價的旅館客房。
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很難找，至少系裡的秘書是這麼說的，于是我也隻好住了進去。
我喜歡周邊的環境。
我早晨會沿着善德街朝新市場方向走，走進開心小醜、特奧或昭拍耶這幾家俯瞰舊測量所的咖啡館。
我一邊小口喝着早晨的咖啡，一邊看着走過路過的人們在小攤前駐足，上面擺着鲱魚、蔬菜、車輪大的荷蘭奶酪，還有一堆堆新鮮出爐的點心。
這裡是全城怪人最集中的地方。
由于這裡還是紅燈區的起點，因此到處有小毒販、妓女、皮條客、瘾君子、醉鬼、殘存的嬉皮士、小店主、貨郎、送貨小哥、華人主婦、遊客、小賊、無業遊民和無家可歸的人在晃悠。
哪怕天色陰沉（荷蘭的招牌天氣），城内一片白茫茫，各路行人的悠閑節奏也讓我着迷。
一切看起來都有點肮髒、破敗，仿佛聲音被調小了，畫面也調成了慢動作，仿佛一切都遊走在灰色地帶，同時又團結在某種更高的智慧之下。
系辦公室位于水閘街，離我的公寓隻有十分鐘的腳程。
一切看起來都很協調，至少我起初是這樣以為的。
另外，當年的秋老虎一直延續到十二月，氣候溫和、運轉緩慢的阿姆斯特丹，讓我不禁想起了旅遊淡季時的亞得裡亞海沿岸城市。
之前在柏林時，我就聽過那個波斯尼亞女人的故事。
她的全家——丈夫、孩子、公婆——都在流亡，有一天，她聽到風聲說德國當局要驅逐所有的波斯尼亞難民，害怕被遣返回波斯尼亞，就求醫生幫她開了張假的轉診單，好去精神病院裡躲躲。
待在那裡的兩周就像一縷清新的空氣，散發着自由的芬芳，令人心曠神怡，于是她決定不回去了。
就這樣，她消失了，不見了，換了個新的身份。
沒有人知道她後來怎麼樣了，她也再沒回過家。
這樣的故事，我聽過幾十個。
對許多人來說，戰争意味着巨大的損失，但它也可以是擺脫舊生活、從頭開始的一個理由。
無論如何，它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就連精神病院、監獄和法庭都成了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我一點都不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或許，我在尋找的恰恰是一個不在場證明。
我的身份不是難民，但與難民一樣，我也無處可回。
至少我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
或許和許多人一樣，我也下意識地将别人的不幸變成了不回去的借口。
不過話說回來，國家分裂、戰火連綿不也是切切實實落在我頭上的苦難嗎？這還不足以成為我不回去的理由嗎？我說不上來。
我隻能說，我從如今看來已非常遙遠的過去出發，尚未抵達目的地。
戈蘭走的時候，我既感到一陣輕松，随之而來的是一陣更加強烈的失落和恐懼：突然間，我隻有自己了，掌握的專業技能沒什麼價值，手裡的錢也隻夠花幾個月。
我有一個斯拉夫語言和文學的學位；我寫過一篇博士論文，講的是克羅地亞作家對卡伊方言的運用；我有幾年的教學經驗，在薩格勒布教師培訓學院。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收費的喘息空間。
至于之後要去哪裡、做什麼，我一點頭緒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