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沙漠一樣，北方的景觀也有種絕對的意味。
隻不過這裡的沙漠是綠色的，水分充足，而且沒有風光，沒有隆起，沒有曲線。
大地是平的，人們在做什麼都一覽無餘，這種完全的可見性也反映在他們的行為上。
荷蘭人的見面不隻是見面，而更像是一種對峙。
他們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對方的眼睛，稱量對方的靈魂。
他們無處可藏。
就連在家裡也是如此。
他們從不關窗簾，并視之為一種美德。
——塞斯·諾特博姆
我記不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是什麼時候了。
我站在車站等電車，盯着玻璃闆後面的城市地圖，看着用不同顔色表示的公交和電車線路圖。
我看不懂線路圖，對它也沒多少興趣。
我腦袋空空地站着，突然間，一股沒來由的欲望向我襲來，要我把頭往玻璃上撞，把自己弄傷。
一次一次，越來越近。
就快了，每一秒都有可能，然後……
“來吧，同志，”他會把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用略帶嘲諷的語調對我說，“你不會真的要去……”
當然，這全都是我的想象，但它營造出的畫面是如此真實，以至于我真的以為自己聽到了他的聲音，感受到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人們都說，荷蘭人隻有在有話講時才開口。
在這座城市裡，身邊都是荷蘭人，交流要用英語，我常常感覺自己的母語是陌生的。
直到身處國外，我才意識到我的同胞們是在用一種隻有一半的語言在交流，吞下一半的詞語，隻發出一半的聲音。
我感覺到自己的母語是一位語言困難症患者，在嘗試用手勢、怪相和語調來傳達哪怕最簡單的思想。
同胞之間的交談顯得冗長、空洞、令人厭倦。
他們好像不是在說話，而是在用詞語互相撫摸，在低沉的絮語中，将撫慰人心的唾液塗抹在彼此身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我正在這裡從頭開始學習說話。
這事并不容易。
我總是在尋找能喘口氣的空間，好來處理我無法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這一事實。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一門尚未學會用來描繪現實的語言——盡管現實引發的内在體驗可能相當複雜——究竟能不能用來，比方說，講故事呢？
而我正是一名文學教師。
到德國後，戈蘭和我在柏林安頓下來。
地方是戈蘭選的：因為去德國不需要簽證。
我們還是攢了點錢的，足夠花上一年了。
我很快站穩了腳跟：在一戶美國人家找到了保姆的工作。
這家美國人給的工資很不錯，人品也不錯。
我還在國家圖書館找了一份兼職，每周去一天，整理斯拉夫語系藏書區的書架。
由于我對圖書館有一點了解，除了我們的語言以外還會講俄語，而且大緻能看懂斯拉夫語系的其他語言，因此這份兼職對我是小菜一碟。
不過，我沒有正式的工作許可證，他們隻能私下給我錢。
至于戈蘭，他以前在薩格勒布大學教數學，很快就進了一家計算機公司，但沒幹幾個月便辭職了：他的一名前同事被東京的一家大學聘為講師，撺掇戈蘭同去，打包票說那邊會有更好的發展。
于是，戈蘭又來勸我走，但我很堅決：我是西歐人，我用一種自我辯護的語氣說，而且我不想離我媽媽和他父母太遠。
這話倒不假。
但也并非全部的事實。
戈蘭還在為之前的事耿耿于懷。
他是一名優秀的數學家，深受學生愛戴，卻在一夜間丢了職位，雖然他是中間派。
盡管人們寬慰他，說這事完全是正常的——打仗的時候，咱們普通人就是這樣的，同樣的事發生在很多人身上，不隻是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人，還有塞爾維亞的克羅地亞人，還有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還有猶太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吉蔔賽人。
在我們苦難深重的前祖國，這種事發生在每個地方的每個人身上——然而，這并不能使他的悲苦與心酸稍減。
要是戈蘭真想在德國紮根，我們也是能做到的。
那裡有成千上萬和我們一樣的人。
大家一開始都是能找到什麼工作就做什麼，但終究會回到自己的階層，生活會繼續，孩子們也會适應。
我們沒有孩子，這大概讓做決定變得更容易了一些。
我媽媽和戈蘭的父母住在薩格勒布。
我們離開後，薩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