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拍出來可不好看，
而且要花上許多年。
所有相機都離開了，
去了别的戰場。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
第一次走進教室，我就能認出他們何以見得是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臉上都印着無形的耳光。
兔子似的閃爍神情，體内那種特别的緊張，嗅嗅空氣以判斷危險來自何方的動物本能。
我們性表現在緊繃憂郁的面容中，眉頭一抹陰雲裡，總也挺不直的背上，近乎内化，幾不可察。
“我們的人蹑手蹑腳走在城市中，仿佛那是一座叢林，讓人心驚肉跳。
”塞利姆會這樣說。
我們全是我們的。
我們像棄船求生的老鼠一樣逃離了那個國家，跑得到處都是。
很多人已在國内奔波許久，東躲西藏，以為戰争很快就會結束，以為它隻是一場暴雨，而非一場大火。
他們躲在親戚、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那裡，對方也會盡力幫忙。
他們會去臨時搭建的難民營、廢棄的旅遊景區、願意收留他們的旅館——亞得裡亞海沿岸的大部分旅館都願意，但“隻能在冬天沒有遊客的時候收留他們，之後就隻能自求多福了，然後他們就會回家，戰争不可能永遠打下去，沒有戰争能永遠打下去，戰争讓人們疲憊不堪，等到累得受不了了，自然就不打了”。
有的人在那裡待了一年，兩年，三年——畢竟，再也沒有遊客了——有的離開了。
他們都有故事要講。
有一個貝爾格萊德女人，“看清了時局的發展方向”，也看到了塞爾維亞同胞身上的仇恨，對此深感恐懼，于是變賣房産，在戰争爆發前夕搬去了和平的克羅地亞。
她在羅維尼買了一套公寓。
等到克羅地亞人開始露出獠牙時，她又賣掉羅維尼的公寓，搬到了薩拉熱窩。
塞爾維亞人扔出的第一波手榴彈——這些為她和家人的命運所準備的炮彈，大概是沿着她手掌的紋路來的——把她的薩拉熱窩公寓炸成了兩半。
“謝天謝地，當時她不在家，”她的一個朋友樸實無華地說，“她現在還不錯，剛到的信裡寫的。
天底下那麼多城市，誰能想到她最後去了加拉加斯！”
斯洛文尼亞難民——那些克族人——去了薩格勒布、伊斯特拉和海邊。
波斯尼亞難民或向南去克羅地亞，或向東去了塞爾維亞。
克羅地亞的塞族人起初是悄悄地撤走，後來被大規模驅逐。
伏伊伏丁那的匈牙利人無聲無息地溜去了匈牙利，不久後一批塞族人也跟進了。
很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也動了起來……
我們從一個地方逃往另一個地方，能去哪兒就去哪兒。
要付多少錢取決于當時的具體情況。
有的人隻顧他們自己，有的也會想着其他人，還有的根本懶得問誰是誰。
有些波斯尼亞穆斯林去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乃至巴基斯坦，許多人都後悔了。
有些波斯尼亞猶太人去了以色列，其中很多也後悔了。
他們連名帶姓地改了名字，還買了廉價的護照，趁着還能買到。
不久前還無比重要的東西——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國籍——一下子變得一文不值。
取而代之的是生存。
但隻要生存有了保障，抵達了安全的海岸，他們舒口氣，掐自己一下，确認自己還活着，就又挂出了國旗，擺出了聖像和國徽，點上了蠟燭。
逃到哪兒的都有。
第一時間奪路而逃的人去的地方最好：美國、加拿大；那些猶豫、迷茫的，就隻能拿着有效期隻有一兩個月的遊客簽證，在差一點的地方裡看看哪裡還能去，之後回國，琢磨着重新上路。
一片混亂之中，小道消息是許多人唯一的指南，聽說哪裡不要簽證就能去，哪裡沒有簽證去不了，哪裡日子好過些，哪裡日子難過些，哪裡歡迎他們，哪裡不歡迎他們。
有些人發現自己去了原本不可能見到的國家。
率先分裂出來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國護照迅速升值。
有一段時間，拿着克羅地亞護照可以去英國——直到英國人調整政策，關上了大門。
少數天真的人聽信了過時的流言——比如南非會對白人張開雙臂——于是就去了。
塞爾維亞人去希臘很容易，作為遊客和妓女，作為發戰争财的人，作為洗錢的人，作為小偷。
有些人手持三本護照——克羅地亞一本，波斯尼亞一本，南斯拉夫一本——指望着至少有一本能用得上；其他人決定等待，好像戰争是一場即将停息的風暴。
有孩子的人關心孩子勝過自己：孩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歐洲充塞着前南人。
湧入的戰争難民數以十萬計。
記錄在案的名字有幾十萬個，已經取得合法難民身份的人的名字。
瑞典接收了七萬左右，德國三十萬，荷蘭五萬。
非法難民的數目更是龐大。
我們到處都是。
沒有人的故事足夠有個人特色，或者足夠令人錯愕。
因為死亡本身失去了令人錯愕的力量。
死亡已經太多了。
我很快學會在人群中找出同胞。
男人最顯眼，尤其是年齡稍大的。
各大火車站和跳蚤市場是他們的聚集點。
三四人一夥兒，海豚似的。
他們身穿風衣，尤喜皮衣，手插在兜裡，站在一起——一會兒重心放在左腳上，一會兒放在右腳——吐出煙氣，驅散恐懼，一會兒就散了。
在我和戈蘭居住的柏林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