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語言，我們靈魂唯一的寶藏，
我們把它裝在旅行箱裡
放在家庭相簿旁，
接着，我們出去向風車挑戰
與荷蘭的冰冷空氣戰鬥。
——菲麗達·杜拉科維奇
我要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文字回答幾個問題。
我問了他們對課程的期望，問既然南斯拉夫已經不在了，他們希望是把文學作品分到各國裡面講還是作為一個整體講，問他們有哪些喜歡的作家和作品，等等。
接着，我要他們寫一段個人簡曆，用英語寫。
“幹嗎要用英語？”
“你們寫起來輕松一些。
”我說道。
是真的。
我害怕（盡管我錯了）使用我們的語言會讓他們開啟忏悔模式，而這是我不希望的。
至少當時不希望。
“随便吧。
”有人嘟囔道。
“呃，怎麼方便怎麼來。
”
“我們要把姓名寫全嗎？”
“隻寫名字就行。
”
“你想讓我們寫什麼？”
“想到什麼寫什麼。
”
“我小學才幹這事。
”又有人抱怨道。
我拿回家讀了。
他們的回答幼稚得讓我吃驚。
（“文學是心靈的圖畫，是靈魂的歌聲。
”）他們列出的最喜歡的作家和作品俗套得令人失望。
赫爾曼·黑塞，當然有他了，代表作是幾部長篇：《悉達多》《玻璃球遊戲》《荒原狼》。
然後是梅薩·塞利姆維奇（為了文學中關于生命的有力思想而讀書的學生們将塞利姆維奇視為南斯拉夫版的黑塞，說對也對，說錯也錯）和他的經典作品《死亡與托缽僧》(DeathandtheDervish)。
我肯定他們都能背出書裡的兩段話，一段是鼓動他們脫離外地小鎮的狹隘生活（“人不是木頭做的；人最大的悲劇就是被綁住”），另一段則為他們注入對于小鎮生活的甘美的虛無主義态度（“因為死亡與生命同樣沒有意義”）。
另一部高人氣作品是《動物園站的孩子們》(TheZooStationKids)，一部與他們那一代人有共鳴的小衆青少年故事書。
還有不容錯過的布考斯基，他的叛逆局外人形象讓好幾代人大開眼界。
他們用酷、潮、火來形容他；他代表了文學的全部意義、有種的文學。
他們的回答喚起了久被遺忘的南斯拉夫地方小鎮的形象：書店隻有一家，賣文具多過買圖書；影院隻有一家，隻要上新片就要去看——不看兩遍，也要看一遍；幾家煙霧缭繞的咖啡館，他們經常聚在裡面；還有korzo，是地中海沿岸地區公共廣場的步道，大家像小狗一樣聞着彼此的味道。
他們的品味是由别洛瓦爾、維特茲、貝拉帕蘭卡這些暗淡的地方小鎮塑造的，再加上一批卡洛斯·卡斯塔尼達這樣的作家，他從小就陪伴着他們，一點三手的佛教，一點新時代浪潮，一點素食主義，一點布考斯基，一堆搖滾，一點必讀書目（能把教授糊弄過去就成），大批漫畫書（藏在書桌底下），大批電影，一點主要是從電影而不是英語老師那裡學來的英語。
拼拼湊湊，有苦也有甜，燃起了他們追求的欲望，一有機會就去薩格勒布、貝爾格萊德、薩拉熱窩——或者更遠的地方。
最後，我的小測試表明他們對文學的關心少得不能再少了。
他們覺得煩。
即便他們受過文學教育——梅麗哈有薩拉熱窩大學的南斯拉夫文學學位——但戰争改變的不隻是他們對輕重先後的看法，還有他們的品味，梅麗哈寫道：
從戰争開始的那一刻，我的品味就開始改變了。
現在，我幾乎認不出自己了。
戰前我看不上的東西，嘲笑它甜膩得令人惡心的東西，我現在會為它流淚。
以正義取得勝利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