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的土地是水平的；
當一切都說完，一切都做完，它就緩緩地消失
變成海洋；海洋也是荷蘭，
當一切都說完，一切都做完。
(……)在荷蘭
不能爬山，也不能渴死，
更不用說在身後留下清晰的印記了
荷蘭人離家時要麼是騎車
要麼是起航。
我們的記憶
是關于另一個荷蘭，沒有大壩
能擋得住記憶。
我的意思是
我住在荷蘭這裡的時間
要遠遠長過當地那些波濤，翻滾着卻
上不了岸。
就像這些句子。
——約瑟夫·布羅茨基
在浴室的鏡子裡看着自己的倒影時，我偶爾會感到一種一閃而過的欲望，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裡。
我和戈蘭還在一起的時候，我從來不會問這種問題；我根本不問問題：沒時間。
他突然不見，我有空餘時間了，這讓我非常焦慮。
好像多了時間，少了我。
一種不愉快的感覺越來越經常地把我壓倒，一種我之前從沒經曆過的麻木。
我一直在檢查我自己，就像一個人做過牙科手術後用舌頭檢查自己的嘴巴一樣，希望把感覺找回來。
但是，我自己注射的麻醉藥很厲害，拒絕屈服。
我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是何時開始的。
搬進來後不久，公寓就開始讓我緊張。
衛生間狹小無窗，噴頭，白瓷磚，水泥地，給人一種噩夢的感覺，仿佛是從黑白老片子裡搬出來的。
我一直試着給它升級：我買了各種小玩意：一個不錯的肥皂盒，一條手工蕾絲邊的高檔浴巾；我把燈也換了。
新安的燈照出了瓷磚縫隙中累積的灰塵，于是，我有天晚上花了好幾個小時用一把舊牙刷清理污垢，固執地想用蠻力讓它改頭換面。
門廳特别小，下半邊牆刷成灰綠色，中間是一條醜陋的綠色分隔線。
黑色的亞麻地闆貼面為公寓賦予了一種醫院或監獄的氛圍。
我能做的都做了——我買了一個花瓶、一個落地燈、一張黑白的紐約天際線海報——但它們的在場隻是更突出了對缺位的焦慮。
缺位的是什麼？我沒有答案。
我在想，換一個空間會不會讓我好受些。
我也不太确定。
入夜後，我會裹着黑暗和毛毯，坐在床邊的扶手椅上，透過窗格凝視着外面，警惕着響動和人聲，快速走過的一雙鞋子或一隻貓。
這片空間當然不是我。
不過，當時的我也不是我。
我在地下室的煩憂像熱帶植物一樣瘋長，就像西番蓮一樣，荷蘭人管它叫passiebloem，城内許多地方的屋牆和園圃的門上都裝點着這種爬牆植物。
我發現自己經常抓起包，把外衣往肩上一甩就沖了出去，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這座城市像一隻蝸牛，像一個貝殼，像一張蜘蛛網，像一條精美的緞帶，像一本情節首尾相接，因此沒有結局的奇特小說一樣，總能讓我驚奇。
我總是迷路，很難記住街道的名字，更不用說街道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了。
這就像淹死在一杯水裡。
我感覺自己可能會——如果像愛麗絲那樣，我應該會失足掉進洞裡——進入第三個或第四個平行世界，因為阿姆斯特丹本身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平行世界。
我像做夢一樣經曆着它，這意味着它與我的現實存在着共鳴。
我試着解開這個謎團，就像我試着解析我的夢一樣。
最令我着迷的東西是沙子。
我會站在一座正在被拆的房子旁邊，看着腐朽的房梁倒下，水從深不見底的地方，從一個醜陋的洞裡噴出來——洞就在沙子裡。
沙子為城市提供了隐喻的基礎和現實的地基，在我身上幾乎激起了一種生理反應：我的嘴巴裡、頭發上、鼻孔中總能感覺到它。
我受不了這座城市的居民用來顯示它屬于自己的衆多符号和信号——指紋。
我覺得這些信号是孩子氣的，因此是動人的，就像漢賽爾與格萊特為了指引回家的路而撒下的面包屑那樣[典出自《格林童話》中《漢賽爾與格萊特》一篇。
]。
它們每一個——老房子正面牆上的貓咪塑像、伸出窗戶的旗幟、海報乃至家人照片，特别是新生兒的照片、刻字和标語、小雕像、玩具、泰迪熊、非洲面具、印度尼西亞人偶、船模、典型阿姆斯特丹房屋的迷你複制品——都傳達着一條，唯一的一條信息：“我住在這裡。
看呀！我住在這裡。
”我感覺這些靜物、這些日式插花、這些裝置——哪怕是簡單的窗邊飾品，一個廉價的宜家花瓶，放着一片喜慶的價值兩盾的異國船骸——都見證了居民潛意識裡對凋亡的恐懼。
嵌入玩偶之家的玩具屋、市民們幼稚的炫耀、有意留在沙子上的指紋——在某個層面上，它們都與我自己的煩憂存在共鳴，而我卻不能将手指按在我的煩憂的名字和來源上。
我住的地方離火車站很近，我發現候車大廳對我越來越有吸引力，我會站在裡面盯着時刻表看，好像顯示的進出站車次能夠解開我的煩憂似的。
有一次，我一時興起乘火車去了海牙，在城裡轉悠了一圈，幾個小時後返回。
從那時起，我就養成了坐火車去對我并無特殊意義的地方的習慣。
我會去北邊的格羅甯根和盧瓦爾登，去南邊的鹿特丹、奈梅亨和埃因霍芬，或者去東邊的恩斯赫德；我會去附近的哈勒姆、萊頓和烏特勒支；我會單純因為一個地方名字有意思就去那裡：阿珀爾多倫和阿默斯福特；布雷達、蒂爾堡和霍倫；亨厄洛和阿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