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們看到生命在這裡保全了下來，但為此卻付出了比生命本身還要高昂的代價。
因為保衛、維持生命的力量是從子孫那裡借來的，于是子孫生來就背上了債務，受到了奴役。
這場掙紮中幸存下來的隻有保衛生命的本能，而生命本身早已流失，隻剩下“生命”這個空名。
苟延殘喘者是壓抑的，扭曲的，而降世者生來便受毒害，他們的心是病的。
人們沒有完整的思想和言語，因為他們從根上就被鏟斷。
——伊沃·安德裡奇
我告訴他們不用擔心成績：都會拿高分的。
我跟他們講，我發現他們大部分人學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是出于實用目的，所以我不會為難他們。
“我就是來做兩個學期的客座講師，不是來給你們當師長的，所以你們也用不着跟我演戲。
”
“那我們幹什麼？”有人問道。
“沒什麼。
”我說。
“沒什麼？”他們竊笑着說道。
“好吧，會有點事做的。
”我說。
我能感覺到他們在看我，顯然已經迷糊了。
“那好，反正我也來不了，”一名年輕女子說，“我懷孕了。
”
“沒問題。
”我說。
“謝謝。
”年輕女子邊說邊收拾東西，然後走出了房間。
哄堂大笑過後，學生們回過頭來看我，等着看好戲。
梅麗哈發話了。
“我們到了，他們一上來就把我們送到難民營——你也知道那幫達舍人的手段——然後就是心理治療。
好吧，結果我們那個心理醫生是我們的人，也是難民。
你知道她怎麼跟我講？‘大家夥兒，幫我個忙好不好？找點毛病出來。
編點這裡疼那裡疼也行。
我不想丢掉工作啊……’”
我們都笑了。
下課鈴也響了。
我處在一種荒謬的境地，我自己當然明白，太明白了：我要教授一門官方上來講已經不存在的課程。
大學裡本來有一個南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黑山和馬其頓文學——現在已經随着南斯拉夫國家而一起消逝了。
另外，分給我的學生對文學興趣也不大，他們想的是荷蘭的證件。
他們是從一個國家（或者說，多個國家）主動逃離或被迫驅逐來到荷蘭的，而校方雇我來就是教他們這個國家（或者說，這些國家）的文學。
家已經變為廢墟，而我的職責就是在瓦礫堆中清出一條小路。
于是，我做了一個決定：我的工具就是語言，我們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
但是，這門曾經在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黑山使用的語言，現在與南斯拉夫一樣解體了，變成了三門官方語言：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
誠然，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南斯拉夫時期就享有一定的自治權，但現在又加入了新事物：邊境檢查點，它們凸顯了兩個民族的差異。
我不關心這些新語言。
區别有什麼？五十來個單詞。
我根本提不起興趣。
我更關心的是這門語言包含的某種生硬感，正是這種感覺讓我的學生們不願也不能運用它：他們的母語之前就滲進了半生不熟的英語，最近又加入了半生不熟的荷蘭語，已經不再純正了。
我告訴他們，我堅信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是同一門語言的三個變種。
“所謂語言，就是背後有軍隊的方言。
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背後是民兵。
你也不想讓半文盲惡棍對你的語言指手畫腳，對吧？”但是，我也意識到了一點：我是最後一代在中小學課本裡能同時接觸到斯洛文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文學，而且原文是拉丁字母就用拉丁字母，原文是西裡爾字母就用西裡爾字母的學生了。
這些課本本身的存在很快也會被忘卻。
但是，事情并不簡單。
我提到軍隊的時候可不是打比方，學生們都知道。
他們知道，我們的語言背後都有荷槍實彈的兵，我們的語言被用來咒罵、羞辱、殺戮、強奸和驅逐。
這些語言懷着一個信念開戰了：它們之間是不可妥協的。
或許，不可妥協的原因正是不可分離。
證件上的語言欄五花八門。
屠夫也好，面包師也好，每個人都速成了語言學。
戰争催生了詞典差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