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紅白藍三色條紋塑料大包
它隻是一個塑料大包。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有紅白藍三色條紋。
它是地球上最便宜的手提包，是無産階級的路易威登。
它能拉開關上，不過拉鍊總是用幾天就壞。
我小的時候總是絞盡腦汁地琢磨，他們是怎麼把櫻桃或其他夾心弄到巧克力裡面，而且沒有洞也沒有縫。
現在，我正絞盡腦汁地琢磨另一個幼稚的問題：是誰設計了這款紅白藍三色條紋塑料包，然後複制了上百萬個送到全世界的。
紅白藍三色條紋包好像是對南斯拉夫國旗（紅、白、藍！我們永遠忠于你！）的戲仿，隻是去掉了紅星。
我第一次見到它是在跳蚤市場上。
波蘭人會帶便宜的妮維雅面霜、亞麻餐巾、野營帳篷、充氣床墊一類的東西過來。
如果我問波蘭人，他們肯定會說是從捷克人那裡搞來的。
捷克人會說，不，不是我們生産的，我們是從匈牙利人那裡搞來的。
不，匈牙利人會說，我們是從羅馬尼亞人那裡搞來的。
不，不是我們，羅馬尼亞人會說，是吉蔔賽人造的。
無論如何，紅白藍包橫行中東歐，直到俄羅斯，甚至可能到了更遠的地方——印度、中國、美國、全世界。
它是窮人的行李包，是小偷和黑市商人、周末倒爺、跳蚤市場小販兼銷贓者、難民和無家可歸者的行李包。
啊，牛仔褲、T恤衫、咖啡裝在這些袋子裡，從的裡雅斯特來到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從伊斯坦布爾來的皮夾克、小包和手套，從布達佩斯的中國市場去往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的雜貨，你就說吧。
紅白藍條紋塑料包是遊牧民，是難民，是無家可歸的人，但它們也是活下來的人：它們不要票就能坐火車，不要護照就能越過邊境。
當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土耳其商店偶遇它時，我當即花兩盾買了下來。
接着，我把它對折起來放好，就像我媽媽收藏普通白色塑料袋那樣，“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們什麼時候用得上”。
我意識到，買下這個包就是一次自己主持的入門儀式：我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門派，門派的代表色、徽記、紋章三位一體，就是紅白藍三色條紋塑料包。
我唯一搞不清楚的地方是，到底是誰把紅星給摘掉了。
我們的遊戲來自安娜的招牌大包。
“首先就像我們的人過去常做的那樣，”梅麗哈說，“用線紮緊，免得東西漏出來。
”你沒準會以為她在描述某種情趣儀式吧。
“我必須說，每次看見我們的人從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上拿起這些破爛兒時，我都替他們感到羞恥。
”達爾科說。
“我也覺得煩，”伊戈爾說，“我就想，看看這些與我同行的鄉巴佬吧。
不過，我現在覺得它挺酷的。
”
“怎麼說？”我問道。
“你知道世界上誰的行李最值錢嗎？”
“麥當娜？”
“不對。
是俄羅斯人。
頭牌妓女和黑手黨大佬。
所以我才迷上了吉蔔賽人的模樣：像長統靴一樣紮緊的塑料包，大金牙……安娜，你講紅星沒了，說得真對。
我們都是無産階級！隻不過馬克思爸爸已經死了，入土了。
”
“沒錯！”梅麗哈大喊道。
我提出這項作業，或者說遊戲，是有一點不自信的，這是實話：南斯拉夫日常生活錄。
安娜是第一個交的，她第二堂課就帶來了這篇講吉蔔賽大包的作文。
于是，我提議用她的虛拟吉蔔賽大包來收藏思南博物館的所有藏品。
“什麼博物館？”他們問道。
“哦，它也是虛拟的。
就是你記得的、認為重要的一切。
那個國家已經沒有了。
何不搶救出一些你不想遺忘的東西呢？”
“我記得鐵托生日舉行的遊行，”波班說，“我們每年都在電視上看。
”
“可我們都記得呀，兄弟，”梅麗哈說，“講點私人的吧。
”
“我的第一輛自行車。
粗短胖的那種，我們管它叫小馬，”馬裡奧說，“它算嗎？”
“當然算！”
“就像男人一樣：陽具的象征，”梅麗哈譏諷道，“食物呢？Burek（布雷克餅）和baklava（巴克拉瓦點心）。
”
“Burek，baklava，還有罂粟籽[罂粟籽本身不含緻瘾性毒素，在歐美為廣泛應用的香料。
但在我國，罂粟種子不可作為香料和調味品使用。
]面條。
”
提起巴拉舍維奇(Bala?evi?)的歌時，大家都興奮起來。
“要是面條也算的話，那什麼都算。
”奈維娜說。
“讓你感到快樂的東西都算。
”我說。
“或者悲傷？”塞利姆說着垂下了眼睛。
“或者悲傷，”我說，“可以呀。
”
“奧馬爾斯卡集中營呢？”
屋子突然靜了下來。
我有些畏縮。
“你想要講它，塞利姆？”
“我有什麼好說的？我隻有那一件虛拟展品。
塞爾維亞人在那裡割開了我爸爸的喉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