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少先隊員，
勇敢忠誠的士兵。
我們每天都在成長，
就像初生的小草。
我一直以為我們還燒得起時間，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第一學期就結束了。
由于我的生日恰好也在學期末，于是我提議大家一塊出去，雙喜同慶。
我有張去薩格勒布的機票，準備在那裡住一周，然後回來準備下學期的課。
孩子們選擇的地點是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老牌荷蘭酒吧。
有一個學生認識店主。
店裡幾乎是空的：隻有不超過三四個常客，都是當地的酒鬼。
“看呀，”達爾科說，“咱們包場了。
”
梅麗哈帶來了一盒純正的波斯尼亞urma?ice（烏瑪什采糖糕），是她媽媽親手烤的。
伊戈爾、奈維娜和塞利姆都在部裡幹活，給我帶了幾樣他們工作時做的物件：伊戈爾是一副藏在黃玫瑰花束裡面的手铐，塞利姆是一個帶金屬尖刺的皮革項圈，奈維娜是一條用紫色的紙和紅絲帶包好的黑色皮鞭。
“祝你生日快樂，長命百歲，馬卡連柯同志！”伊戈爾說着親了親我的手，“你現在什麼都不缺了。
”
我心裡暗問他到底是從哪裡把馬卡連柯刨出來的。
講述他教育蘇聯少年犯經曆的《生活之路》(TheRoadtoLife)，也叫《教育詩》(ApedagogicalPoem)，早就被遺忘了，在他的祖國也一樣。
約翰内克提前去鹿特丹的波斯尼亞食品店買了馬其頓ajvar、napolitanka的巧克力夾心，還有一包Minas牌咖啡，然後裝進了一個盒子，上面标着思南症患者急救箱。
安特送了我一盆迷疊香，安娜的禮物是南斯拉夫“二戰”後第一套小學教材的影印本。
我在想，她到底花了多少工夫才把這份影印教材送到阿姆斯特丹。
馬裡奧、波班、達爾科和烏羅什也來了。
連阿姆拉——幾乎從不來上課的年輕母親——也露了一小面。
佐勒，那個自稱為了不被趕出荷蘭而與男同伴侶同居的家夥，往裡面看了一會兒；拉基也是，我幾乎已經把他忘了。
安特把他的手風琴拿了過來。
趁着第一輪啤酒喝完，飛快被滿上的時候，他開始演奏了。
他的曲庫很豐富，有遊擊隊之歌、城裡的民歌、波斯尼亞情歌、塞爾維亞和馬其頓的kolo（圓圈）舞曲、梅吉穆列地區小調、達爾馬提亞地區的合唱曲、斯洛文尼亞波爾卡舞曲，還有一些匈牙利和吉蔔賽的曲子做添頭。
他對經典金曲無所不知：《埃米娜》《比利亞娜漂床單》《寶貝，你有一頭烏黑的頭發》《我是一朵玫瑰》《爸爸有兩匹小馬駒》《比萊恰姑娘》《從瓦爾達爾河到特裡格拉夫峰》……每當音樂帶動起他們的回憶，一句接着一句，一曲接着一曲，他們很快就開始比試誰記住的最多。
這就像是一次南斯拉夫流行歌曲史小課堂。
我們逐年回顧了奧帕蒂亞音樂節：茲登卡·武奇科維奇(ZdenkaVu?kovi?)、伊沃·羅比奇(IvoRobi?)、洛拉·諾瓦科維奇(LolaNovakovi?)、拉多·萊斯科瓦爾(LadoLeskovar)、茲翁科·什皮希奇(Zvonko?pi?i?)、喬爾傑夫·馬裡亞諾維奇(DjordjeMarjanovi?)、柳普恰·迪米特羅夫斯卡(LjupkaDimitrovska)……單單是一起念出這些人名就讓我們很高興。
“還記得洛拉·諾瓦科維奇唱《你從不曾給我你的手》時全南斯拉夫的人都跟着她一起哭嗎？當然是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沒有來的人是誰。
”
“我不知道。
是誰？”
“楚内·戈伊科維奇(CuneGojkovic)啊，你個傻子！”
“可你們是怎麼知道的？”我插進來問道，“你們大多數人那時還沒出生呢。
”
“我們有南斯拉夫基因啊，同志，記得嗎？”他們一齊尖聲說道，“基因會記得的。
”
安特唱個不停，他們也要個不停：“好樣的，安特！”“嗨，安特，要不……”
他們總算唱到了喬爾傑夫·巴拉舍維奇，他那苦樂參半的歌曲專門要讓所有前南國民都陷入不可救藥的愁緒中；接着是南斯拉夫老牌搖滾樂隊：成績單(Indexi)、白色紐扣(BijeloDugme)、阿茲拉(Azra)。
安特有一次休息的時候，我們将少先隊員誓詞（我莊嚴宣誓：發揚祖國的偉大成就……）和南斯拉夫國歌（嘿，斯拉夫同胞！祖先的話語猶存活，隻要子孫的心還為民族而跳……）拼在一起，然後用新潮的說唱韻律唱了出來。
我們拉了一張單子，包括所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大火的商業化僞民歌和繼之而起的極速民謠的作曲家們。
我們在狂笑中大聲念出了一首最傻的打油詩：
給我買輛車吧，爸爸。
還有橙子。
或者直接給我買一隻泰迪熊，從動物園裡。
給我買隻小兔子，幾塊糖，或者一個球。
不，都要給我買。
全都放進我的手。
唱《小兔和小溪》時，我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奈維娜聽到“可憐的小兔哭啊哭……”時落了淚。
接着，我們聊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