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簡稱前南法庭）的大樓，讓人第一時間想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築：其實際功能遠沒有光明未來、國際主義和人人享有正義的理想來得重要。
它是聯合國建築風格對荷蘭低調尺度的妥協。
前南法庭大樓的設計意圖是為所有人帶來家的感覺，包括前南戰犯在内。
不過，要是後者對樸素的室内裝潢感到失望，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出示通行證，進行徹底的搜查并将背包存入鎖櫃之後，伊戈爾和我通過了最後一道檢查崗，終于踩着金屬階梯——船上的那一種——下到了審判庭。
旁聽席分為兩個區域，左側是記者，右側是一般群衆。
我們入席時戴上了耳麥。
一個小标牌上寫明了各個聲道提供的語言。
第六聲道是CBS，也就是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語。
我們的位子面對着一面被若幹卷簾擋住的玻璃牆。
左側和右側角落懸挂着電視顯示器。
九點整，卷簾升起，法官走進審判庭，我們站了起來。
三名身穿紅黑雙色法袍的法官落座于正中央的平台，平台下方坐着三名身穿白領黑袍的助理，再下方靠邊的位置是檢方和辯方律師。
因此，我們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他們。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腦。
被告坐在辯護律師旁邊。
他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穿灰色正裝，雙眼無神，土豆身材，舉止也沒有精神，活像個裝土豆的麻袋。
我失望了，我想伊戈爾也是。
我們期待着看到一名兇犯，結果卻是個普通人，長着一張易忘面孔的普通人。
隻有一處細節除外：他嘴唇下翻，牙關緊閉。
他的臉是米洛舍維奇，也是圖季曼的翻版——同樣的牙關緊閉，倒U形的扭曲嘴巴隻露出一條小縫。
你能在小孩的畫裡看到這種平面的臉。
一張邪惡的臉。
檢察官傳喚證人上庭。
卷簾先是降下，然後又升起，隻有擋住證人的那一扇沒有升起。
證人的樣子在電視上看不清，但我們能聽見他的聲音。
每隔一段時間，攝像機會轉向旁聽席，這時我們就會在電視上看見自己的臉。
我們還能看到自己的臉在玻璃牆上的倒影和玻璃牆外衆人的臉重疊在一起。
一開始，我們還是透過玻璃牆跟進審判過程，偶爾才看一眼顯示屏。
但是，我盯着屏幕的時間越來越長，好像我覺得電視影像比審判實況更可靠一樣。
無論如何，我們聽到的話——我們不時會轉換聲道，聽聽英語、法語或荷蘭語的版本——都是不真實的。
被玻璃牆隔開的現實并不比真正的現實更能激發我們的信心：兩者——一個編造着謊言，謊言，更多的謊言，另一個承諾着真相，完整的真相，隻有真相，沒有其他——同樣是幻想，如果這個詞合适的話。
審訊圍繞一家鯉魚孵化場展開。
烏羅什的父親曾經是一家波斯尼亞小鎮鯉魚孵化場的負責人。
他們被問到孵化場主樓屋頂漏水是怎麼修的，蓋住屋頂的金屬闆是什麼樣的，花了多少錢，錢由誰來出，還有卡車和司機的情況，等等。
這樣無盡的、無聊的、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細節梳理是為了說明，烏羅什的父親及兩名同犯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時間離開孵化場，前往附近的一處棚屋，強迫關押在内的本鎮穆斯林居民進行羞恥的性遊戲——據說他們最喜歡